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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之间——迈克•华莱士回忆录(图)

作者:迈克#8226;华莱士加里#8226;保罗#8226;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于 April 15, 2012 at 08: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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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美国王牌电视新闻记者,CBS电视新闻杂志《60分钟》明星记者、节目主持人和业界常青树迈克华莱士的一本自传。他以回忆录的笔法,娓娓道出了自己从业60年的心路历程;真诚讲述了他60年辉煌职业生涯中发生的种种幕后故事。华莱士以一种新鲜的视角和精妙的细节来呈现他采访过的众多名人性格中更多的真实面,并对他们中的大多数做出更深入、更尖锐的评价。他也用同样质疑的目光审视着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描绘了一幅坦诚的,常常令人震惊的自我画像。

这是一本个人回忆录。迈克•华莱士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40年代,持续了长达60多年的个人辉煌。这个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风起云涌的时期:华莱士幸运地旁观和记录了这些历史性瞬间。当他面对那些改变和试图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人物们之时,他冷静、甚至冷酷地以自己的方式尖锐地刺入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追寻着真相。

这是一本新闻实战手册,深度解读了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深度电视报道节目《60分钟》和这位老牌记者是如何选取报道题材和角度,在揭露性调查性报道时怎样使用技巧和方法,在采访中步步紧逼、直击历史事件核心的。

这是一本了解当代西方媒体体制的参考案例。在美国当代社会,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公司商业利益、形形色色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的冲突显性存在着。在这类冲突中,迈克•华莱士的职业良心和个人情感一样承受着来自公司体制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他个人的妥协和抗争、他与“战友”之间或经历考验、或破裂的同志友情,真实地再现了这个以“无冕之王”和“正义之士”自诩的群体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其中一次纠纷是我们在采访华盛顿专栏作家、“扒粪者”德鲁•皮尔森时引起的。当时,辛迪加专栏作家在所有印刷媒体中是最有势力的。华盛顿的许多专栏作家把自己看做是无所不知的人,总是喜欢武断地发表高论,却不作任何调查。但皮尔森是一个坚守新闻传统的记者,他擅长挖掘华府政界的丑闻,并因此被认为是华盛顿最可怕的记者。除了热衷揭丑外,他也以行事鲁莽出名。

目录

前言

第一章美国总统们

我得承认,我是认真考虑过要不要接受这个提议。我当时相信,尼克松要获得本党的提名已经不是问题,要赢得12月的大选举也是大有可能。如果一切顺利,我有可能成为入主白宫团队的一员。想到能参与到一任新总统的事业中去,这对我很有诱惑力。我和妻子商量了很久,也咨询了一些我信得过的密友和同事们。

我最后得出结论:这个机会不适合我。我给尼克松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对我的邀请,但说我不打算接受——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秉性不适合担任任何一名政治家的发言人或辩护人。

第二章美国的第一家庭

两三个月后,南希上了拉里?金的晚间节目做嘉宾,我正好在看电视,金在节目里提到了我们之间闹翻的事,并问她,我们俩之后是否就再不来往了。作为回答,她问拉里,她是否可以通过电视对我说句话。他说,当然可以。南希看着镜头,说让我给她打个电话。第二天,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结果是,我们和好如初。我很高兴地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打那以后一直很坚固。

第三章美国的种族问题

我很幸运,多年来采访过很多公众人物,而且常常不止一次,有人问我最崇敬其中的哪一位。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我同时想到了几位杰出的候选人。最后,我的回答是马丁?路德?金。

第四章影响中东局势的风云人物

贝京根本就不吃这一套,随着我们吵得越来越凶,两人一定开始相互大喊大叫了。接下去,我只知道——办公室的门开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埃泽?魏兹曼走了进来。他向我们调皮地咧嘴一笑,然后说:“我在想,总理正在跟一个美国记者打拳击呢。”这句话缓解了紧张气氛,魏兹曼感到我也不想继续争论下去,就建议我和他一起到我下榻的酒店喝上一杯,我正中下怀地接受了这个邀请。

第五章偶像和艺术家

即使我有那么一点演戏的天分,要跟达利这样有超级天份的抢戏演员比,真差得远了。我之前听说过他的名声,完全预想得到他会以一个古怪的波希米亚人身份出场。但我还是没预想到,他大多的回答和评论会如此荒唐,就像是他在画布上展现的超现实主义幻想一样。

第六章社会丑闻调查:恶棍和诈骗犯

巴拉克意识到自己已进了圈套,只得勉强承认自己曾教唆他们如何贿赂市税收监管员。我换上了对他表示同情的语调(一种更微妙的伎俩),说他没理由口风这么紧,因为我明白,像经营米拉奇酒馆这样以现金支付为主的小生意人,经常会从自己的会计师那里得到隐瞒收入这方面的指点。我该提一下,尽管我们CBS的摄影机安静地开动着,我们租下的这间私人宾馆套间确实有一种与世界隔离的强烈感觉。当巴拉克也赞同报税做假是个“常识”,我悄然把话题引向贿赂,我使用了一个后来成为本书书名的短语。

第七章将军和吹哨者

其实,威斯特莫兰德知道他在做什么。在临近正式判决之前撤诉是没有意义的。威斯特莫兰德最大的错误不是他撤诉的举动,而是他一开始决定打这场耗费巨大的官司。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法律行动像是美国卷入越战的寓言——美国的错误不是从越南撤军,而是把我们带进沼泽地的一系列悲剧性错误。

第八章大众情人们

她的反应让我哈哈大笑,我承认,我问她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好奇她会如何回答我。在告诉观众史翠珊五个月后将55岁了,我殷勤地宣称,她一如60年早期电视里那般年轻,我们在节目中回顾了这一些内容,事实上,这期《60分钟》节目的大部分内容是我们一起回忆相认的那些岁月。我们的回忆之旅包括拜访她曾住过的旧公寓——第三大道一家生意兴隆的海鲜酒店的三楼,她那时每个月为此付60美元的房租。

第九章其他一些名人

我怀疑我之所以会问米勒关于他的墓志铭,是因为大约从那时起(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常有人会向我提这个问题。碰到这样的场合,我习惯性的回答是三个单词“粗暴——然而,公正。”可能有点过于简洁,但完全概括了我希望如何被后人记住的大意。

正文

第一章美国总统们

约翰•F•肯尼迪

从地方台栏目跳到全美电视网的过程中,我和特德•耶茨决心保持《深夜追击》那种直率甚至挑衅的节目风格。然而,后来事实证明,做比说难得多。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深夜追击》已经丧失了在前一个秋季中那种令人惊奇的元素。我们的名气先于我们到达ABC,不少预期中的受访人开始担心在全国电视网上被一个叫迈克•华莱士的家伙严加盘问,苛刻的评论家给予此人一个诨名--“电视宗教审判所可怕的托尔克马达托尔克马达,15世纪著名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神甫,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译者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地寻找能让全美的观众感兴趣的人物。但是我高兴地说,在ABC的前几个月里,我们还能为《迈克•华莱士访谈》约到各色嘉宾,包括菲利普•怀利、玛格丽特•桑格玛格丽特•桑格(1883~1966),女性生育控制的先驱者。--译者注、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 6 8~1959 4 9),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之一,建筑设计范围涵盖别墅、办公楼、教堂、学校、图书馆、桥、博物馆等。--译者注

这样的社会精英,匪徒迈克•科恩、脱衣舞娘莉莉•圣西尔这样的底层人物,和一双好莱坞妖妇(杰恩•曼斯菲尔德杰恩•曼斯菲尔德(1933~1967),美国模特,以模仿玛丽莲•梦露著称,1967年死于一场车祸。--译者注和莎莎•嘉宝莎莎•嘉宝(1917~2007),美国女影星、社交名媛,出生于匈牙利,有过多次婚史。--译者注)。

然而,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面对。我们不久就意识到,一旦踏上全美的广播电视平台,我们就进入了一块比第五频道更加变幻莫测的领域。既然我们面对的是全美观众,风险就要高得多,我们曾几次遭遇引起诽谤诉讼威胁的险境。

其中一次纠纷是我们在采访华盛顿专栏作家、“扒粪者”德鲁•皮尔森时引起的。当时,辛迪加专栏作家在所有印刷媒体中是最有势力的。华盛顿的许多专栏作家把自己看做是无所不知的人,总是喜欢武断地发表高论,却不作任何调查。但皮尔森是一个坚守新闻传统的记者,他擅长挖掘华府政界的丑闻,并因此被认为是华盛顿最可怕的记者。除了热衷揭丑外,他也以行事鲁莽出名。至少曾有过两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公开指控他是个惯常的撒谎者,但是,没有人会比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的措辞更严厉。在一次面向参议员的演讲中,肯尼思•麦凯勒公然抨击皮尔森“是个无知的撒谎者、懦弱的撒谎者、卑劣的撒谎者、成年后一直在撒谎的人、职业的撒谎者、白天和夜里都在撒谎的人”。

在采访中,我自然会问皮尔森,他本人是否真如这些尖刻的形容词所描述的,他自然予以否认。然后,我们谈到政治和下一届的总统选举。我们俩都认为,尼克松有可能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向预测谁有可能成为他的对手,我指出可能是“民主党的魅力男孩--杰克•肯尼迪杰克•肯尼迪,即约翰•F•肯尼迪。--编者注参议员”。

尽管,我对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所知甚少,但对他却有某种情感上的认同,因为我们有相似的背景--都在波士顿郊外的布鲁克林区长大,住在同一个社区。在这里,我想花点时间详细说说这段渊源。

多年来,我常把我青少年时期待过的布鲁克林区描述为“爱尔兰革命家和犹太老板的小镇”。我和肯尼迪的家庭就是两个典型案例。我是弗兰克•华莱士和吉娜•华莱士夫妇的第四个也是最小的孩子,他们俩是19世纪从沙俄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小镇逃到美国的犹太移民,比肯尼迪的先祖从爱尔兰来新大陆晚了80多年。我父亲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保险经纪人,到我1918年出生时,我们一家定居在布鲁克林区。这里是处于上升期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们的避难所,他们在民风傲慢的波士顿其他街区不受欢迎,这个城市素以在意社会等级的势利而臭名远扬。这些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东欧的移民家庭不想冲击这个傲慢的老贵族家族和美国新教徒的大本营,他们选择聚居在更具包容性的社区,最吸引他们的就是市郊的布鲁克林区。

约瑟夫和罗丝•肯尼迪夫妇在1914年结婚后就搬到布鲁克林区,他们家离我们在奥斯伯思街的房子只隔一个街区。杰克•肯尼迪比我大一岁,我们上同一所社区小学。等我后来告诉别人,我和肯尼迪是“爱德华•德夫逊”(英语中,德夫逊意为“奉献”)小学的校友时,他们大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所天主教会学校,可见人们对布鲁克林区的光荣历史知道得有多么少!

爱德华•德夫逊是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英雄。在那个晚上,保罗•里维尔保罗•里维尔,美国银器工匠,爱国志士。--译者注骑马经过波士顿及邻近的小镇,而他的朋友兼战友、爱国志士德夫逊骑马飞奔传递警报,告诉当地百姓“英国人来了”,他经过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布鲁克林。我自己猜想德夫逊骑马报警的故事不那么为人所知是因为朗费罗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1807~1882),美国作家。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诗人,著有《海华沙之歌》,并翻译了但丁的《神曲》。--译者注的缘故,因为,他多年后坐下创作他那首著名的叙事诗时,选择了里维尔作为他笔下使之永垂不朽的骑兵形象。

几年前,我在一个社交场合碰到主动来与我攀谈的罗伯特•克拉夫特--颇有进取之心的“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老板,该队是21世纪赢得三次“超级杯”的第一支球队。我对他所知甚少,不知道他也来自布鲁克林区,所以当我得知他也在这个区长大、也是爱德华•德夫逊小学的学生时感到很吃惊,尽管他的年纪比我和肯尼迪要小得多。之后他问我近来是否回过母校,我说还没有,他告诉我值得拜访一下--学校把三位杰出校友的照片挂在了学校入口处,分别是克拉夫特、肯尼迪还有我。“我的照片挂在最上面。”他有些乐滋滋地声明,“因为我们三个中,我的学分是最高的。然后是你--你的学分是排在第二。你下面是肯尼迪。”

我谢谢他与我分享来自故乡的消息,接着我说,这大概是肯尼迪一生中唯一一次排名老三,而且是最后一名。

尽管我和肯尼迪年纪相仿,住同一个社区、上同一所小学,但我们俩的人生轨迹在布鲁克林区几乎从未相交过。我相信,他家如果没搬走,我可能有机会对他有更多了解。约瑟夫在投行和其他事业上发了大财之后,把目光投向了更令人兴奋的领域。1927年,当杰克•肯尼迪10岁、我9岁时,肯尼迪家族搬到了河谷地区,再后来住进了纽约城的高档社区。

杰克•肯尼迪在那里走向辉煌的成就: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为英雄,1946年成功竞选上国会议员席位,6年之后赢得参议员席位。到1957年,他已是一颗迅速升起的政治明星了,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名单上。这也把我带回到我在该年12月对德鲁•皮尔森做的专访中。我把肯尼迪称之为他所在党派的“魅力男孩”,并谈到了参议员和他那位颇具争议性的父亲。

华莱士:在10月27日的专栏文章中,你提到了肯尼迪参议员的父亲--我在这里引用你的原文--“信奉麦卡锡主义的百万富翁老爸,性格暴躁的老约瑟夫•P•肯尼迪把大笔钱花在宣传机器上为杰克造势。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总统竞选人像他那样在公关宣传上这么不惜血本。”你认为,除了约瑟夫想看到杰克当上美利坚的总统这个事实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皮尔森:在我的理解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无论为了谋取何种职位都不该像那样大肆造势宣传。杰克•肯尼迪的确是个优秀的年轻人,形象也很好,但他并没有像宣传所吹得那么好,而且,据我所知,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靠捉笔带刀拿到普利策奖的人,这也说明了这些公关宣传有多么夸大其词。

华莱士:那本书是谁替他写的呢?

皮尔森: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这个名字。

华莱士:德鲁,你肯定吗?

皮尔森:我肯定。

华莱士:你肯定《当仁不让》是有人替肯尼迪参议员代写的?

皮尔森:我肯定。

华莱士:作者真是另有其人?

皮尔森:是的。

华莱士:而他--肯尼迪却凭这个获得了普利策奖。

皮尔森:的确如此。

华莱士:他自己从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事实?

皮尔森:是的。

第二天,肯尼迪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向我们索要访谈记录。大约一天后,我的老板--ABC电视台总裁奥利弗•特雷兹在总裁办公室开了一个会,我没有被邀请参加,出席的有鲍勃•肯尼迪和华盛顿名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他的尊贵客户名单上有一长串社会名流的名字,也包括肯尼迪家族。他们来见特雷兹的目的,是要求皮尔森和/或我就《当仁不让》著作权的言论在广播中作出公开道歉。

在这期间,我极力劝说皮尔森说出替肯尼迪捉笔带刀人的名字。他和线人协商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一个名叫特德•索伦森的年轻人写的,他是参议员身边的工作人员。几年后,索伦森成为肯尼迪的高级顾问和首席演讲撰稿人,但在1957年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辈,公众对他一无所知。肯尼迪在《当仁不让》一书的前言中提到他的名字,说他为书中“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提供了价值无可估量的帮助”,那是肯尼迪承认别人功劳的极限了。皮尔森拒绝就此事道歉,我也一样,但广播公司的管理层却不愿支持我们。在诽谤诉讼的威胁下,特雷兹选择自己出面道歉,更为彻底的妥协是,他竟然同意由克利福德来决定道歉的内容。于是,在我们下次节目播出之前,ABC电视台的总裁出现在镜头前,他照本宣读由肯尼迪的律师撰写的道歉声明。此外,特雷兹还说:“对我们犯下的错误和由此给一位著名公务员、书的作者的名誉所带来的严重伤害,我们深表歉疚。”

看到我的老板对肯尼迪家族妥协到这个地步,我被激怒了。我知道,ABC的道歉声明对皮尔森而言是一种侮辱。尽管他一直以“放炮”出名,却是个老练的记者,对诉讼并不陌生。多年来,他遭遇过不少诽谤诉讼官司,但始终没有伤害到他的职业生涯。来自肯尼迪家族的所谓威胁,我相信不过是一种讹诈手段。

这起公案还有一段附笔。1991年春,我为《60分钟》采访克拉克•克利福德。他那时已经是84岁的老人了,曾经漫长而辉煌的事业已步入黄昏阶段。在他的鼎盛时期,克利福德曾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之一,直通华盛顿的权力中心。我在那年春天采访他时,他刚刚写完自传《总统的辩护律师》。主要的采访内容集中在他和与他相交甚密的三位最具活力的民主党总统之间的关系,哈里•杜鲁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但是,《60分钟》的观众没在节目中看到的,是我们就1957年德鲁•皮尔森事件的谈话。时隔34年后,克利福德向我透露肯尼迪家族当时有多么恼怒。

我的电话响了,是肯尼迪参议员打来的。他说:“我必须立刻见你。”然后,他来我的办公室说:“我写了一本书,你知道,书名是《当仁不让》。德鲁•皮尔森说那不是我写的,这让我很不高兴。”这时,电话又响了,是他的父亲打给肯尼迪参议员的。参议员拿着话筒听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爸爸,我让克拉克来接电话。”我接过话筒,老肯尼迪说:“我是肯尼迪大使。”我说:“您好,大使先生。”然后他说:“向那群混账索赔55 00万美元!”

回忆这一切时,克拉克会心大笑。接着,他向这位前大使先生保证:“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但是,前大使先生还在不停地重复着--“向那群混账索赔55 00万美元!”

听了这个故事,我还是不能确定:如果形势所迫,肯尼迪家族是否真的会把我们推上被告席。当时,参议员正在精心准备总统大选,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可能就是为了《当仁不让》的著作权进行高曝光率的法庭大战。

不管情形如何,肯尼迪家族已经拿起了枪。采访皮尔森的节目播出几周后,参议员把我请到他在美国国会的办公室,他给我看了他为写书做的笔记,并坚持声称皮尔森说的全是谎言。多年来,索伦森也一直坚称他和《当仁不让》没有关系。但对于他的否认,依然存在着质疑。198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帕梅特在《杰克:约翰•F•肯尼迪的挣扎》一书中披露了他对《当仁不让》写作过程的详细调查,他得出结论:书显然是由人代写的,“书的调查、草稿和大纲是其他人的集体劳动”,帕梅特指出,“而文风显然是特德•索伦森本人的特色”。

肯尼迪之死

采访皮尔森所引起的争议,是我和这位美国杰出的政治家、我少年时的邻居唯一有过的一次接触。在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带领美国人跨越“新边疆”的这个时期,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奔波在美国各地和海外,但是很少去华盛顿。事实上,我那时频繁跳槽、经历一系列的动荡转折,直到1963年3月,我到了CBS新闻频道才稳定下来,之后我一直为这家公司效力。当年9月,CBS开设了一档早间新闻节目,我被任命为新闻主播。在那里,我作了11月22日的新闻播报--那一天,达拉斯响起了枪声。

我们中多数经历过那场惨剧的人,会把肯尼迪遇刺看做是一种可怕的失常,是文明社会里不该发生的、在我们余生中不可能再出现的可怕事件。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惨案打破了这种天真的幻想。肯尼迪遇刺只是第一个,在他死后的十多年间,频频发生类似的政界领袖遇害事件。民权运动时期两位最具精神领袖气质的黑人领袖都是被枪杀的,马尔科姆•X于1965年遇害,三年之后马丁•路德•金被害,再过两个月,另一位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活动中遇害。1972年在又一轮总统大选中,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在途中一站遭到枪击。他侥幸活了下来,却落得终身残废。1975年9月,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在加州接连遭到两次刺杀,前后仅隔17天。

每当新的暴力事件发生,都会唤起人们对肯尼迪遇害的记忆。福特总统被刺后不久,我采访了1963年11月那天为肯尼迪专车护驾的特工。他的名字叫克林特•希尔,多年来,他一直拒绝公开谈论达拉斯发生的一切,和任何有关他在特工部门的经历。1975年夏天,希尔从特工部门提前退休,既然已经离职了,他同意上《60分钟》节目来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他首次公开谈论他近距离目击的肯尼迪遇刺过程。

我在准备采访时已经得知,达拉斯枪击事件使他一直饱受自责和愧疚的困扰。然而,当我谈起这个话题时,他流露出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悲痛,还是让我大为震动。

华莱士:我可以把你带回1963年的11月22日吗?当时,你是站在紧跟肯尼迪总统专车后面的那辆特工车的挡板背后。第一声枪响的时候,你冲到前面,跳到总统车的后背,前后不到两秒钟的时间,把肯尼迪夫人拉回到座位,保全了她的性命。最危急的是,她当时正站在车厢外面--

希尔:她那时站在专车后座的外面,不是车厢外面。

华莱士:哦,但是,她已经从车厢后面爬了出来,想回去,对吗?

希尔:因为,她丈夫的--她丈夫身体的一部分--她丈夫的头部被击飞了,掉到了街上。

华莱士:她没--她没想到从车里爬出来?她是在……?

希尔:是的,她只是想伸手去勾到那颗头,她丈夫头颅的一部分。

华莱士:把那个头的一部分捧回来?

希尔:那是唯一她想做的--

那一刻,希尔彻底崩溃了:泪水不住地从他的脸颊上流下来。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轻声问他,他是不是不想谈这段痛苦的记忆,聊点其他的。他表示想继续谈下去。所以,等他平静下来后,我接着问他关于那天的事。

华莱士: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其他特工或者克林特•希尔能够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希尔:克林特•希尔本来是可以的。

华莱士:“克林特•希尔本来是可以的”?你的意思是?

希尔:如果他动作能再快半秒或一秒钟,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

华莱士:你认为,你本来是能来得及冲到那里,替总统挨上那枪的?

希尔:是第三枪,是的,先生。

华莱士:那你就会感觉安心了?

希尔:那我就安心了。

华莱士:可是,你需要在不到两秒的时间里冲到那里,你不可能来得及。但是,如果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歉疚感了。

希尔:是的,我一直很自责。如果我当时能掉转方向,我本来是办得到的。这是我的过错。

华莱士:哦,没人能在这么短的一瞬间想到这么多。你所做的一切,已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品格了。这是你的上司对你在1963年11月22日那天的表现所下的评语。

希尔:我不在乎这个,迈克。

华莱士:“非凡的勇气,在巨大危险中英雄般的作为”。

希尔:迈克,我真的不在乎这个。如果我能再快一点点,本来,我想我能够的。现在,我要背着这个进坟墓。

这是我在所有采访中遇到的受精神伤害最深的人。当我亲眼目睹希尔的痛苦不堪,也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水,采访中,我几次感觉到泪水涌出来。很多观众也深深地被触动了--节目播出之后,信笺像潮水般地涌来。

在采访中,他告诉我,因为“创伤性经历引发的神经方面问题”,医生强烈要求他在43岁的壮年期从特工部门退休。当摄影机胶片停止转动时,他表现得更为坦诚。我们的节目观众所不知道的是,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1975年采访之后,我时不时地会关心他的近况,送上我的真诚祝福。但直到2003年秋天,我们才有了第二次的直接联系,当时,所有媒体都把注意力放到了肯尼迪遇害40周年上。我当时想知道,克林特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重访再来谈这个话题。我把电话打到他在弗吉尼亚州华盛顿郊外的家,他对我很热情,但是说不想再谈论达拉斯之日了。他告诉我,他现在的状态很好,以往的困扰已经抛在身后了。他终于能克服自己心中的魔鬼,不再为肯尼迪之死深深自责了。

林登•约翰逊

在达拉斯发生的悲剧把林登•约翰逊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而他风雨交加的任期结束两年之后,我和他曾有过一次颇具纪念意义的会面。那是1971年春天,《60分钟》出动报道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图书馆的开幕仪式。当时这个报道颇受重视,连《60分钟》的总制片人唐•海华特也亲自出马,和我们的制作团队一起飞往得克萨斯州参与报道。

约翰逊因为在对越南政策上遭到海啸一般的反对声,而被迫下台。离开白宫后,他几乎成了一个伤心、孤独的人,连在自己党派的高层中也不受欢迎了。他隐居在得克萨斯州希尔县的一个大农场里,据一些报道所称,他终日饮恨于命运的不公和他所蒙受的冤屈。

约翰逊的反感情绪也波及了媒体,他一直指责媒体在抗议政府的游行中煽风点火,并由此导致他的下台,因此,他对记者们的态度非常冷淡。然而,总统图书馆的开幕让他的心态有所改变。他曾把这个图书馆设想成他在国内政策成就中一个永远的纪念碑,如今图书馆要向公众开放了,约翰逊不只是愿意、而且很高兴与媒体合作。当他得知我们想就此做一期《60分钟》节目时,他邀请我和海华特到他的大农场去做客。不仅如此,当我们一下飞机,约翰逊和他的妻子--伯德夫人就在向我们挥手致意,然后驱车接送我们到目的地。尽管得州素有慷慨好客的民风,但殷勤款待到这个份儿上也实属少见。

第二天清晨,我们在晨光中早早地起了床。约翰逊正津津有味地行使主人之职,他很想带我们去参观他的大农场。我们和另外两位客人一起坐进了他那辆白色的敞篷汽车,前总统开车,而我们在惊人的车速中欣赏风光。正当我们坐在车上倾斜着身子在旷野中兜风时,忽然间,前总统踩住了刹车,显然他是看到了让他很不舒服的东西。“海华特,”他嚷嚷着,“你能把那个糖果包装袋捡起来吗?”

海华特正和我一起坐在后车厢里,他刚刚反应过来。“什么?总统先生。”他吃惊地问。

约翰逊转过头,盯着唐,然后指指那个让他心烦意乱的东西。“那个糖果包装袋,”他重复了一遍,“你把它捡起来可以吗?”

显然,如果他的命令没被执行,他没打算让我们这小小的旅行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其余几个都坐在车上,带着可乐的心情赞许地看着这幕好戏--海华特乖乖地下车,为在约翰逊领地上与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作斗争而贡献力量:他把糖果袋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向车走来,正当他刚刚要上车时,约翰逊忽然发动了汽车,海华特只得在后面一路小跑紧追。这幕滑稽的插曲没有持续很久--约翰逊意识到自己做得有点过分了,他把车停下来,让唐进来。

回过头再来看,糖果袋事件原本不该让我们这么吃惊,早在华盛顿时期,约翰逊就以强迫症一般地爱耍权威和习惯支配任何一个进入他视线的人出名。等他离开政坛后不再大权在握时,他继续统治着剩下的地盘。在约翰逊的农场里,他就是总司令。

让我们回到1964年的时光,当时约翰逊刚刚入主白宫,意气风发,报纸和广播都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以超高速开车绕着自己的领地兜风的场景。至少有一次,他曾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抓着一听啤酒猛灌,喝完后,照例把啤酒罐直接扔出车窗外了事。一些记者由此评论:总统如此做派,显然和第一夫人近来热衷的“清洁、美化国家公园、公路”运动的精神背道而驰。至于说到1971年的糖果袋事件,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伯德夫人已经让她丈夫接受了她的思维方式,要知道,连神学院的学生都清楚--没有比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更需要投入大量热情的事了。

那一天,我们接着驱车前往图书馆,图书馆坐落于奥斯汀市的得克萨斯大学校园内。我和海华特决定采用旅行的形式来拍摄我们的纪录片,并让前总统充当导游。当天下午,经过两次非正式的排演,我们最后找到了感觉,架好了摄影机的机位。即使在这些干巴巴的排演中,前总统在带领我们回顾他过去在改善民权、公共卫生和其他冠以“伟大社会运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上所作的贡献时,表现出大家可以理解的自豪感。在图书馆,当我们把话题引向外交政策时,他让我们回忆起1967年发生的中东“六•五战争六•五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称之为“六日战争”,而阿拉伯国家称“六月战争”。发生于1967年6月初,战争从6月5日开始,共进行了6天,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打败。--编者注”。不过,环顾左右,我们不由注意到,越战被他忽略过去了。当我向约翰逊提起这个话题时,他的脸色立刻变了,用近似耳语的声音说:“我们不把那个算在内。”“此外,我过去已无数次谈到了越南问题。所以,没必要再提这个话题了。”

我和海华特面面相觑。唐反驳他说,我们不能不提越南,那可是约翰逊总统任期内极其重要的部分。约翰逊拒绝让步。“我不想谈越南。”他咆哮着。他转头对我说,如果我敢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提到越南,他会当场中断采访,并“让你们这帮小子立马滚蛋”。

这足够震慑住海华特,他立刻走开,留下我独自面对约翰逊。沉默了片刻后,我决定试着换个角度劝说他,软硬兼施,这可是约翰逊自己为达到目的经常使用的手段。我告诉他,自艾森豪威尔时期起,我就是他狂热的崇拜者,因为他在身为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期就表现出政治上的天赋。我说,即使回到过去,我也认定他是我们美国所需要的总统--一位用进步观点来看待种族问题的南方白人--当历史和命运把他推上白宫的位子时,他所做的也远远超出我的最高期望。尤其是,在他任职最初的两年,他为民权立法而在国会作的努力配得上最高的赞誉--在我心里,毫无疑问,他是自林肯以来为这项事业作出贡献最多的总统。“但是那以后,”我说,“一切都变了,总统先生,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他粗声粗气地问。

“因为,你让那场战争失控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以一个男人对男人的架势稳步向前,“越战强暴了你,总统先生,然后,你强暴了整个美国。你该谈谈这个事情!”

约翰逊愤怒地盯着我,然后哽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何会以这样的方式质问对方。

我怀疑我当时的思路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好,如果他还是拒绝谈越战,那我就要用他那套气势汹汹的、漫画式的语言来提醒他--那场战争对他造成的伤害,以及因为他的缘故,对美国国民造成的伤害。

对于我放肆的指责,约翰逊的反应倒不是我原来担心的那样。尽管他被我激怒了(委婉地说),但他没有离席去找海华特告我的状。他也没有真的让我们滚蛋。节目继续录制,到了他带着我们参观展品的阶段,我尊重了他的意见,没有提起关于越战的问题。但令我吃惊的是,他自己主动谈起这个话题。我们刚刚讨论完国家首脑在核能时代面临的挑战,忽然,没有任何预兆,从他的嘴里急流般地流淌出以下的话语:

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的公众总是习惯于把总统的名字和某个国际危机联系在一起,譬如,把1812年的战争称之为“麦迪逊战争”,墨西哥战争是“波尔克战争”,南北内战是“林肯战争”,一战是“威尔逊战争”,二战是“罗斯福战争”,朝鲜战争是“杜鲁门战争”,肯尼迪侥幸地躲过了--他任期内的战争称为“麦克纳马拉战争”。这以后就是所谓的“约翰逊战争”了,要是谈到从战争中摆脱出来时,他们也把它叫做“尼克松战争”。我想,这么做,对一位美国总统来说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他只是努力遵照他衷心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立场来行事。在那些非常时刻,如果总统们所坚持的是错的,我们的国家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节目在几分钟后录制完毕,当我们正准备离开时,约翰逊转向我说:“好了,该死的,迈克,我已经给了你想要的。我希望你能感到满意了。”

“哦,是的,总统先生,我的确很满意。”我肯定了他的说法。

约翰逊的瞬间爆发赋予了我们节目的高潮,节目在几天后播出,我以对这位总统和他任期的如下评论作为这期节目的最后总结:

他所希望的是,人们因“伟大社会运动”记住他,而不是越南战争。但是,林登•约翰逊的个人悲剧正在于此,在任期中,他为这么多人做出了这么多成就,但是历史学家在提到他的时候,首先会写这是位把他的国家拖入越南泥潭的总统。谈到对这个人的评价,我认为,对于越战,他的态度并没有动摇。他依然相信他是对的,他认为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后来我们得知,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目的是为了塑造一个充满自信、深信通过一段历程能把美国带向胜利的统帅形象。他所有的公开言论都和他那些自命不凡、盲目乐观的将军们遥相呼应,这些人坚持要让我们相信,美国将要赢得越战的胜利。尽管到最后,多数美国人对约翰逊和他的战争策略失去了幻想,却从没有人质疑过他信心的来源。我们都认为,他把战争规模升级的决策来自真诚的信念。

到如今,我们都知道了他当初是如何厚颜无耻地欺骗了美国民众。2001年,历史学家迈克尔•贝西洛斯出版了他的书《企望荣耀:林登•约翰逊的秘密白宫录音,1964~1965》,披露了约翰逊早在1965年下令在越南增派部队,把局部冲突扩大为美国全面介入的战争时,他已经得出令人沮丧的结论--这场战争是赢不了的。在与手下的一次交谈中,他表露出让“美国的好男儿”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去送死而感到悲伤,他觉得自己像个驾驶着一架着火的飞机、没带降落伞包的飞行员。在和他曾经的导师、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罗素的一次痛苦交谈中,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在前方道路上看到一点点的曙光,他就能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在越南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光,一点点都没有。”

既然如此,为什么约翰逊的所作所为要违背他自己的意愿?为什么他要做出把美国引向一场他认为无法取胜的战争的决定?是政治因素吗?从贝西洛斯搜集的录音和其他资料来判断,约翰逊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他深信,如果他放弃了这场从肯尼迪政府继承过来的军事使命,共和党的右翼和其他好战的反共分子会在政治上毁掉他。可笑又可悲的是,到最后,是这场战争以及战争激起的反对声毁掉了他的任期,并在他的历史位置上留下了永远的污点。

但就我自己的判断来看,那并不意味着越战注定就是林登•约翰逊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我们应当记住,林登•约翰逊的任期本身就是一部大喜大悲的史诗剧。很有可能,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虽然约翰逊在越战问题上铸下了大错,但是,他在推进“伟大社会运动”中,尤其在民权和公共医疗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足够能遮盖住这一过错。

理查德•尼克松

从一个注定要取而代之的人所发动的优势性进攻来看,我觉察到林登•约翰逊在任上已是日薄西山了。我在1968年报道理查德•尼克松成功竞选美国总统,是我在CBS做综合新闻记者的最后一项重大任务。《60分钟》在那年9月开播,这是我做得最好的一档节目,也是作为一名记者所能想象到最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份工作。

我从1967年初秋开始报道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在当时公众的心目中,一种占上风的观点是认为他声名已毁、政治上过了气。毫无疑问,他在公众形象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担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时,尼克松就是博学之士和漫画家爱取笑的对象,他们经常把他描绘成一个乖僻的机会主义者,叫他“狡猾的迪克”。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条生性残忍的走狗,在伪善的陈词滥调后面隐藏着邪恶的本性。更糟糕的是,他还背负着失败者的耻辱--原因之一是他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输给了肯尼迪,接着在1962年加州州长竞选中惨败。败北之后,他召开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带几分酸楚的挖苦,他告诉出席的记者们:“想想看你们将会失去些什么。你们再也没机会对尼克松拳打脚踢了。”

当然,后来证明这个预言说得为时过早,5年之后,他为入主白宫开始了第二轮进攻。当时,我基于某种理由预感--尼克松的政治前途并不像华盛顿那些著名的政治新闻记者以为的那么黯淡,我开始重点关注他的竞选活动。至少,我也很想知道,这次他卷土重来到底能走多远。那年秋天流传着一种关于“新尼克松”的说法。伦•加门特是鼓吹“新生论”最卖力的人,他在尼克松参政前是其华盛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到那时,加门特已是尼克松新成立的竞选班子里的关键人物。为了对他的竞选有更多了解,我和伦在1967年9月的某天共进午餐。那天碰巧是犹太人的赎罪日。于是,我和加门特这两个堕落的犹太人在餐桌上分食了禁饼,而我们那些更虔诚的同胞们正在举行一系列传统的祷告、禁食仪式。

“你看着的是一个终身的民主党支持者。”那天,他这么跟我说,“两年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会支持理查德•尼克松的人。但现在他已经变了。放逐在外的岁月把他锻造成一个更好、更体贴、更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你用不着把我的话当回事。你自己来判断吧。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得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我们。”

我向加门特保证,我会尽一切努力以开放的心态来完成使命。同时,我也提醒他,我和其他华盛顿的媒体同行不同--我在“狡猾的迪克”时期没接触过尼克松本人,所以对报道他的东山再起,不会受偏见的影响。

其实,根本没必要这么郑重其事,因为当时几乎没人关注尼克松。媒体对他参选兴趣寥寥,我是少数几个不嫌麻烦去报道他的记者。1967年初秋,多数主流媒体看好被公认领先的共和党提名人、颇具人气的密歇根州长乔治•罗姆尼乔治•罗姆尼(1907~1995),美国商人、政治家。曾任美国汽车公司主席、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密歇根州州长。1968年曾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后败给理查德•尼克松。--译者注

那正是尼克松所期望的。他宁愿在竞选初期被我们这些媒体忽视。当一位助手有些担忧地向他提及罗姆尼的媒体曝光率时,尼克松回答:“好,我希望看到他被媒体大量曝光。因为这一点,我们会把他甩在后头。”

为了形成鲜明对比,尼克松在这个秋天的多数时间里刻意低调,使得他的竞选几乎像是一个秘密行动。当竞选之车挂上了高速档、人们开始转向支持有获胜可能的候选人时,气氛变得安静和松懈下来,获得竞选资格在随后几个月里就变得不是这么重要了。我特别想起在11月某日一段前往俄勒冈州的长途飞行之旅(该州在第二年春的初选成为测探民意的关键性一役),当时,我是唯一一位随行的记者。从纽约起飞后不久,尼克松就邀请我和他共坐,在接下去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们轻松随意地聊着竞选和其他各种话题,包括他如果成为总统要做的事。我和他时不时地聊上一会儿,慢慢地,我对这个人及其候选资格形成了一些评价。

我必须承认,这些评价多数是正面的。我于1967年认识的尼克松,不像我过去听到和读到的那么阴险、冷酷或是像其他的一些负面说法。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因为他当时真经历了一些根本性改变,化身为所谓的“新尼克松”,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但如果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人格,那它没有我们通常在政客们身上找到的那种热情沸腾的特质。尼克松总是态度谦恭,有时也算诚恳,但较为僵硬、拘束。若是谈到个人魅力或者感召力,他远不如他当时的对手休伯特•汉弗莱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任期的副总统,1968年曾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败给尼克松。--译者注和尼尔森•洛克菲勒尼尔森•洛克菲勒(1908~1979),41届美国副总统、49届纽约州州长、慈善家和商人。--译者注,这两位都是天生外向的性格,一踏进屋子,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就能照亮整个屋子。

然而,尼克松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洞察力深刻、对历史具有广博和成熟的见解、对入主白宫面临的挑战怀有见地深刻的预见,这都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没理由去怀疑他的真诚或者质疑他的人格。

我也折服于他的政治头脑。他显然完全有能力击败对手--可怜的乔治•罗姆尼,此时已被媒体对他每日生活的聚焦和评论搞得狼狈不堪,这是每场竞选的早期领先者都无法摆脱的命运。

从1967年年底的最后几周到1968年的前两个月,罗姆尼接二连三地失误,更多时候,当他想竭力摆脱窘境,反而把局面弄得更糟。他的竞选失去了动力,以至于老共和党人、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罗德斯评价说:“看乔治•罗姆尼竞选总统,就像看一只鸭子想爱上足球。”

这时,躲在暗处的尼克松开始出场了,竞选到了第一个重要关口--新汉普郡的初选,他已把罗姆尼远远地甩在后面。此外,其他的民意调查显示,尼克松在其他几个于晚春时举行初选的州也将以大比分胜出。尽管乔治•罗姆尼对该如何竞选总统所知甚少,但他知道何时该放弃。在新汉普郡选民登记的两周前,这位州长忽然宣布退出,而不是继续忍受被尼克松痛击之苦。

忽然间,理查德•尼克松,这位臭名昭著的失败者、公认的过气人物在拳击场上已经没有来自共和党的敌手了。当然,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他还得面对另外两名共和党州长,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和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挑战,但到他们宣布参选,已为时过晚,对尼克松构不成威胁了。

尼克松在新汉普郡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后大约一周,伦•加门特带着一个提议来找我:“老板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到国外去和我们一起工作。”

我当时目瞪口呆。我从未想过在这个方向上有所发展,“我去做些什么?”我问。

“我不太清楚。”加门特说,“你知道我们的组织结构现在还不太完善。但我猜,会让你当新闻和公共关系秘书,或者类似这样的职位。”

我得承认,我认真考虑过要不要接受这个提议。我当时相信,尼克松要获得本党的提名已经不是问题,要赢得12月的总统选举也是大有可能。如果一切顺利,我有可能成为入主白宫团队的一员。想到能参与到一任新总统的事业中去,这对我很有诱惑力。我和妻子商量了很久,也咨询了一些我信得过的密友和同事们。

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个机会不适合我。我给尼克松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对我的邀请,但说我不打算接受--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秉性不适合担任任何一名政治家的发言人或辩护人。我还写到,要我“文过饰非”是件难事。后来,尼克松政府深陷“水门事件”,那时我意识到自己之前的决定是多么明智,或者说是侥幸。“水门事件”在1973年春发生,每当想到自己本可能是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时就不寒而栗。

从1968年春的初选到当年夏季,我继续报道尼克松的竞选活动。8月初,共和党人在迈阿密沙滩上汇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尼克松不得不对付来自洛克菲勒和里根的挑战。尽管他们俩在分化尼克松的支持者们身上费尽心思,多少拉长了提名过程,但我依然深信,他们俩不可能把竞选资格从老将手里抢过来。坐在尼克松人气日旺的马车前座上,我看到了这位候选人和他的班子在广泛团结全美各个信仰团体的中右翼上是多么老练和周到。所以,当人们吃惊于尼克松第一轮投票就轻松获得提名资格时,我不会感到意外。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我就离开了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报道。唐•海华特首创电视新闻杂志的想法得到领导的许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和我的好朋友哈里•雷斯纳共同主持。我需要忏悔的是,当海华特第一次把他的想法和我说时,我无动于衷,差点拒绝了他。在那个时候,电视新闻杂志是个不容易想象的概念,当时,电视新闻被清楚干脆地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白天和晚上的新闻报道,另一种是纪录片,两者泾渭分明。海华特的意图是,把这两种形式揉成一个主题多元的大杂烩,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即使行得通,在我看来,他的新节目至多只能撑满一季,不超过两季。(看,这就是我可怜的预见能力。)

尽管如此,我不想对海华特说“不”,毕竟他被誉为电视新闻史上最有创造力的制片人之一。在电视发展的早期,他就是一名先锋人物,在CBS,他创造出电视晚间新闻节目,并在成型过程中丰富了这个电视产品。而且,如果海华特想为推销某样东西大声吆喝,那么要拒绝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把他传福音般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很快就被说服了,同意成为他新电视节目实验品的一部分--他称之为《60分钟》。

在共和党召开全美代表大会那一周的某个时刻,我告诉加门特和几个尼克松的代理人,我将另有任命了。显然,候选人本人没有得到这个信息。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夜,尼克松在礼堂里发表他接受使命的演说,我和其他记者站在乐队指挥台的附近。当他经过时,他在人群中找寻他熟悉的脸,向我们中那些之前就和他在一起的人--他称之为“在新汉普郡大雪之前”--点头致意。当他的目光扫到我的时候,他说:“嗨,迈克,我下周将会在加里福尼亚看到你。我们将一起计划之后的竞选活动。”

“不。尼克松先生,我想你已经知道了。过了今晚,我将离开对竞选活动的报道,去做一个新的电视系列节目。”

他愣了一下,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一样。显然他不能理解,作为最早把他东山再起当回事的记者之一,我为什么会在他取得转折性胜利后和他说再见。他看起来像是感觉被羞辱了,好像我对他在大选中能否击败民主党候选人上投了不信任的一票,所以决定不再继续报道他了。他停了一会儿,用一种责怪的目光盯着我看。

“我们会赢的,迈克。”他预言道,“等我们进军华盛顿之后,我们打算做一些伟大的旅行。”

我当时不明白,这般奇怪的、不符合逻辑的结论来自何方。毕竟,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时不时为了某种原因访问其他国家,我想尼克松也不例外。噢,那是什么呢?我会为这些类似来自旅行社的诱惑所心动吗?但是,几年之后,当尼克松成为第一个踏上社会主义国家首都--北京和莫斯科的美国总统时,我才猛然醒悟--早在参选前,这些划时代的使命已经在他的秘密议程上了,那就是他在1968年那晚想向我传达的那些含义模糊的信息。

《60分钟》的第一期节目计划于9月24日播出,余下的夏季到初秋,我都在为这期及后面的节目做准备。等我和尼克松再次相遇是在10月初,我为《60分钟》节目采访他。彼时,已到他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月了,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远远领先来自民主党的竞争者--休伯特•汉弗莱。他在11月大选中争取到的一个对象就是我--对一个从未在大选中投票给共和党的人来说,这的确是改变巨大的一步。

那一年报道尼克松的竞选,无疑使我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和总统竞选人关系过于亲近在职业上是一种危险,即使是最具质疑精神的记者,他的独立判断也会因此受影响。(尽管《伊索寓言》有类似的著名格言,但人们彼此熟悉并不是一定会滋生相互之间的轻蔑。)但相比其他因素,越战问题是把我推向尼克松阵营的主要原因。

到了1968年,美国在这场战争里已经痛苦得出现分裂了,当时我认为,只有华盛顿出现新的领导力量才能医治这种撕心裂肺的心灵创伤。当时,所有反战游行的头号目标--林登•约翰逊总统已经决定不再寻求连任,从政治的烽火线上退场下来,但以我的观点,他的这个决定并不能让民主党摆脱越战的负面影响。他们不得不继续为战争背负责任,特别是他们的候选人--汉弗莱本人一直是林登•约翰逊政策的衷心拥护者。所以,我认为,如果有一个历史清白的共和党人入主白宫,他会把我们从泥足深陷的沼泽中带出来;那一年我对尼克松参选的报道,使得我相信他具备应对这种挑战的资格。

然而,我多数朋友和CBS的同事并不认同我的观点。那年秋天,我们为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认为,我被所谓的“新尼克松”形象宣传(他们斥之为胡说八道)给愚弄了。在他们看来,他还是那个“狡猾的迪克”,一个为了赢得选举什么话都会说、什么事都会做的、老到的阴谋家。10月,当我在尼克松的纽约公寓里采访他时,我想到了人们的这种反感情绪,所以,我直接就此向他发问。

华莱士:对几百万的美国选民来说,尼克松这个名字会让他们起皮疹。对他们来说,理查德•尼克松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任何形式的政治下场对他都不算为过。如果在竞选中获胜了,理查德•尼克松将如何应对这种猜忌和怀疑?

尼克松: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回顾我22年的从政生涯,在这个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把我当做是一种皮疹。但另一方面,我相信,我有这种领导能力能够把国家再次统一起来,我也能够获得那些对理查德•尼克松有糟糕印象的人的尊重,即使那不是爱戴。

那些时候,尊重的主题一定在他的思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采访中的另一话题上,他做了一段评论;后来发生的事,使得这段话颇有讽刺意味。下面这段就是他所说的话:

如果我赢得了这场选举,我认为我能够担负起总统的职责,并以此赢得美国民众的尊重。这或许不同于我的一些前任们所接受到的那般,但是,这足够使得我能继续下去。让我这么说吧:一些公众人物天生就是被人爱的,另一些天生就是被人讨厌的。但是,就公众人物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被爱还是被人讨厌,而是他是否受人尊重,我希望以我的行为,重建起人们对美国总统这一公职的尊重。

回顾这段看似虔诚的声明,任何人都能读出其中的讽刺意味。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理查德•尼克松非但没有重建起人们对他的尊重,还为总统这一公职蒙上了羞辱。然而,在他因“水门事件”身败名裂之前,我还是被他表现出来的领导力所迷惑了。他非但没有采取决策终止我们在越南错误的冒险行为,还让战争继续下去。他入主白宫4年之后,美国的年轻人继续在越南打仗、牺牲。回想起来,我只能得出结论--和其他几百万受骗的选民一样,在尼克松身上,我的判断严重失误。

但是,我不打算以如此不愉快的调子结束这段回忆。我仍旧不想把尼克松想象成一个背叛了曾信任过他的人的总统。我想起他在1968年在新汉普郡之夜做的一些事。

那晚,我的任务是报道尼克松在纽约总部等待选举结果。在新汉普郡发生的大新闻不是他赢得了选举,而是在该州历史上,他是第一位在初选中以如此大优势击败对手的候选人。而在几个月前,他还被当做是个历史性的失败者。那天晚上,尼克松和他妻子从后门现身,我抓住他作了一个有关选举报道的简短采访。待他回答了对初选结果的感受,我把麦克风伸向了在一旁的帕特•尼克松,她明显很紧张,严肃但是和顺地回答了两个关于初选胜利的小问题。我向她表示感谢,然后冲回CBS的演播室继续之后的现场报道。我刚播报完,就接到尼克松打来的电话。“迈克,你对待帕特很友好,我就是为了这个向你表示谢意。”他说。仅此而已,但是我看到了尼克松性格中体贴周到的一面,在这之前和之后,我再也没看到过了。

许多对尼克松怀有恶意的批评者们,常常会把对他的憎恨延伸到他妻子身上。她经常被人嘲笑为“塑料人帕特”,这个绰号的发明者,我相信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美国激进的女权运动活动家。--译者注

。但是,我不认为帕特是这样的。

当然,帕特•尼克松常常给人印象是性格冷淡、紧张、平淡,有一点点虚饰和做作(这就是绰号“塑料人帕特”的由来),但这背后另有缘故。原因之一是,她比她丈夫的性格更拘谨、更羞涩。另外,在过去的竞选中,她的家庭受到了种种攻击,这些不愉快的回忆让她感到受伤和无助,她讨厌被推到聚光灯前,害怕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然而,尽管尼克松夫人本人对喧闹的美国政治生活没有丝毫兴趣,但她还是在竞选中陪伴丈夫左右,尽可能好地扮演一个忠诚的、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丈夫的妻子形象。就我看来,她为人热情,尽管在一个又一个的公共论坛上面对围绕着她的记者和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有些紧张和过于敏感。最后一次,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水门事件”中面对公众。要对付这么多人和这么多事,对她来说一定是种可怕的折磨,但自始自终,她都表现出一种平静的自尊和自我克制。

美国的第一家庭

埃莉诺•罗斯福

在我一生中,那些为白宫争光添彩的第一夫人们中有一位是卓越超群的,就像她丈夫在20世纪所有美国总统中是卓越超群的一样。1957年11月,我为ABC采访埃莉诺•罗斯福时,离她丈夫在总统任期去世已经12年了。但是,他大胆的领导风格和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政”依然在我们的政治版图上烙下深深的印痕。富兰克林•D•罗斯福还是个让人持两级分化态度的人,当我就他在众多美国民众心中激起的情感向他的遗孀提问时,她承认这的确是事实。

华莱士:罗斯福夫人,我相信你明白我这个问题的含义,我认为你会认同我的观点--很多人恨你丈夫。

罗斯福夫人:哦,是的。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恨他。

华莱士:为什么呢?

罗斯福夫人:唔,这个……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立场,并且人们认为你随后取得成功了,那些不赞同你的人就会对此反应强烈。

华莱士:其中牵涉到的,不仅仅是不赞同。也有一些人不赞同艾森豪威尔的主张,但是他们不恨他。您丈夫当总统时,我在中西部地区待过好多年,在那里集聚的情绪可不是“不赞同”这么简单。

罗斯福夫人:确实存在一个憎恨他的核心群体。这些人把他叫做“那个人”。我还记得,他去世时,有一个人真是兴高采烈。但我认为,只是这些人认为,他毁掉了他们曾抓得紧紧的东西,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自然的,他们会对他心怀仇恨。

剩下没说的,但我们俩和观众都明白的是--尽管有部分人恨罗斯福,但更有几百万的人尊重和爱戴他。我们一家也是这样。1932年罗斯福刚刚当选美国总统时,我才14岁,和我的哥哥、两个姐姐一样,被全家人为他获胜的高涨情绪所感染。我父母对他有种近乎对英雄般的崇拜。

这种狂热是有原因的。和几百万美国家庭一样,我们一家也在经济大萧条中苦苦度日。罗斯福的新政似乎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和机会。此外,我的父母和那个年代的其他移民都觉得他们和罗斯福在情感上存在某种特殊的纽带。他们觉得,他和之前那些华盛顿权力中心的平庸之辈不同,他会更尊重他们在民族和宗教上的差异,而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特性。他的言谈举止,让像弗兰克•华莱士和吉娜•华莱士夫妇这样的普通民众在这块流着奶和蜜的新大陆上更有家的感觉。

而罗斯福本人的出身和移民群体相差甚远,这更衬托出他对移民问题的敏感有多么不同寻常。他的先祖是移民到美国的荷兰裔贵族,这个扎根在哈得孙河谷哈得孙河,美国纽约州东部的一条河流。--译者注

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殖民时代。罗斯福常被他出身的阶层训斥为“阶级的叛徒”,他也乐意听到他们的这种不满。曾有一次,他在“美国革命女儿会”(如果美国有所谓的贵族,这就是一个贵族社团)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开头的两个单词足以使所有在座的尊贵女士们感到不悦,“移民同胞们”--他这样称呼她们。

但和埃莉诺在1939年宣布放弃“美国革命女儿会”永久会员资格相比,罗斯福所引发的争议真算不上什么。她退出是为了抗议该组织拒绝让美国黑人歌手--玛丽安•安德森玛丽安•安德森,美国女歌唱家,是第一位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唱的黑人。--译者注

在该组织所有的宪政大厅里演出。她在公开申明中表示了对此的愤慨之情,并决定不再参加该组织,也不和该组织再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不仅如此,她随后还参与组织了一次为玛丽安争取在林肯纪念馆演出的运动。1939年的复活节,这位享誉世界的女低音歌手在估计约75 000人面前放声歌唱,此时的场所比宪政大厅能容纳更多的人。

在可能激起公众强烈情绪的问题上选择爱憎分明的立场,是这位有时被人唤作R夫人的典型做派,也使得她迥异于她的前任们。以前的第一夫人们大多心满意足地扮演第一家庭的女主人角色。如果说有的话,她们也很少卷入任何公开的争论和身边的政治风暴中,这些事物被认为不在她们该关心的范畴内。

从一开始,她就是她丈夫制定的政策的积极鼓吹者。她好像在美国大陆上不断长征,把“新政”的旗帜插到她所访问的工厂、矿井和小佃农的农场上。她频繁旅行,成为众所周知的总统耳目,又因为罗斯福因患小儿麻痹症下半身残废,人们也说她是他的腿。

埃莉诺•罗斯福的影响力在她不再是第一夫人后长久持续着。离开白宫后,她把全部生命都投入她在联合国的工作上,她的众多职务之一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到我采访她时,她获得的社会声望甚至超过在华盛顿时期,她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股道德力量、我们的国际特使、一位甚至受到冷战时期来自共产主义阵营敌人尊敬的女性。

然而,也有批评她的人,最为尖刻的是那个时代的保守派斗士、性格强硬的专栏作家威斯布鲁克•佩格勒威斯布鲁克•佩格勒,美国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家,以其风格新颖、尖刻的文章为全国注目。--译者注

。佩格勒几乎是靠攻击罗斯福夫妇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我在1957年的采访中引用了他一篇专栏文章中的指控,问罗斯福夫人对比有何反应--“这个女人政治上野心勃勃,”佩格勒写道,“我相信她是一个危险的人,实际上她毫无道德感,虚荣、尖刻,装出一幅大慈大悲的样子,欺骗了几百万轻信的民众。”

她是这样回答的:

噢,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夸张,让我们这么说吧,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坏成他说的那样。至于政治野心,我想事实本身就能说明这点--我从没有竞选过任何公职,我也从没有谋求过任何职位。所以,我不可能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我想,一个人如果像佩格勒那样对这么多东西都心怀仇恨,他日子过得一定很糟糕。要是我,我就会不快乐,我想他应该是不快乐的,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毕竟我们都在变老,必须自己去面对生活,我想这对佩格勒来说有时会是件难事。

罗斯福夫人在报纸上有自己的论坛,《我的一天》是她自入住白宫时就开始写的专栏,她在专栏里表达自己观点时从不犹豫。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提到她在一篇预测性专栏文章中谈及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她说,在所有可能的共和党候选人中,副总统尼克松是“最没有吸引力的”。不仅如此,她还说“尼克松如果当总统,会让我感到不安”。

当我问罗斯福夫人,为什么她会把尼克松单独挑出来加以批评,她回答道:“我想,在大的危机中,你需要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我过去对尼克松先生参与竞选时的观察,他的信念不是很强烈。”

在她的民主党伙伴里,她那段时间最喜欢的是阿德莱•斯蒂文森阿德莱•斯蒂文森,美国民主党政治家,曾任伊利诺伊州州长。--译者注

他曾在两次竞选候选人资格中输给艾森豪威尔。对党派里冉冉升起的年轻政治明星--约翰•F•肯尼迪,她心怀疑虑,并对《当仁不让》发表过尖刻的评论。她没有像德鲁•皮尔森一样去质疑书本身的著作权问题,而是恶作剧式地嘲笑书名取得不搭调。基于这位年轻参议员明星般的长相,以及他对麦卡锡主义、民权等尖锐问题的立场表现出的怯弱,罗斯福夫人说,她本来会对“年轻的肯尼迪参议员感觉更好些,如果他能低调一些、再有勇气一些”。

但是,罗斯福夫人后来开始欣赏起肯尼迪了,等到肯尼迪在1960年成为民主党候选提名人之时,她积极地支持他获得竞选资格。考虑到肯尼迪那年的对手是被她认为“最没有吸引力的民主党人”,这么做也不算令人吃惊。肯尼迪获胜两年之后,埃莉诺•罗斯福去世,享年78岁。对我们这些经历过代表着罗斯福任期的危机与胜利的人而言,她的离世,真的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是,我在这里还想交代一点类似附笔的故事。在埃莉诺•罗斯福去世多年后,我碰到了她的孙子戴维•罗斯福。我和他通过几个共同的朋友也成为了朋友。他当时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纪念碑委员会的成员,多年来,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为他祖父建造在华盛顿的纪念碑的努力上。

罗斯福纪念碑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那时戴维还是个13岁的男孩,4年后,在潮汐盆地周围,一块离白宫不远的圣地被留出来了。过去,只有三任美国总统获得在该处建造纪念碑的殊荣,他们是华盛顿、杰弗逊和林肯。想一想,这都是些多么功勋卓越的邻居啊,但依我来看,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这个万神殿里配得一席之地。

因为司空见惯的官僚主义、陋习和反对意见等,纪念碑直到1997年才得以完工。奠基典礼安排在5月2日,令我倍感吃惊的是,戴维邀请我去做典礼的主持人。这是个光荣的时刻,如果真有所谓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算是一块,能被邀请参与其中是我这一生的荣幸和骄傲。唯一的遗憾,是我的父母没法看到他们的男孩迈克和克林顿总统及其他显要们一同站在台上,向他们仰慕的总统和第一夫人致敬。他们知道的话,定会自豪和快乐地笑逐颜开。

卡特夫妇

在埃莉诺•罗斯福之后进入白宫的第一夫人们大多数没有追寻她的脚步。尤其是紧随其身后的几任,她们都选择回归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贝丝•杜鲁门个性隐忍,她一般只在典礼仪式上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拒绝卷入任何公共话题的讨论和政治争论之中。她把这些都留给了她的丈夫哈里。玛丽•艾森豪威尔和贝丝•杜鲁门是“一匹布上剪下来的料子”,毕竟,她在军队文化的熏陶中度过成年后的大段生活,在部队里,军官太太们被要求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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