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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心灵女王:奥普拉·温弗瑞传

[美]海伦·S·加森          于 September 05, 2006 at 08: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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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来说,奥普拉就是美国精神与创业成功的象征,她的故事就是从身无分文到坐拥亿万的活生生的写照。她不仅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娱乐界明星、商场女强人,也是慈善活动家,是“美国最便捷、最诚实的精神病医生”,是美国的亿万富婆。在2003年的《福布斯》世界100富翁排行榜上,奥普拉在美国黑人亿万富翁中名列第一位。本书呈现给读者一个有血有肉的奥普拉。

  “奥普拉”这个名字大家已经耳熟能详,谈到她时似乎并不需要说出她的姓氏。与其他同样以名字就能认出的明星,比如麦当娜和阿利一样,她走到哪里,大家都能马上认出她。由于大家对奥普拉十分熟悉,我们假设读者已经看过她每天主持的电视节目、她的电影、她推荐的书籍或主办的杂志《O》,哪怕是偶尔看过也罢。但即使什么也没看过,你也会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当新闻媒体曾一度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有可能成为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时,有人就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说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未来的奥普拉”。在1998年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一次“奥普拉式”(观众可向被访者直接提问的形式。——译者注)的会议上出师不利,未能说服俄亥俄州同意铲除萨达姆·侯赛因,这时《国家评论》便打趣说,如果奥普拉亲自游说,便一定能够成功。

  即使是一些来自国外的报道,在提到“奥普拉”或“奥普拉·温弗瑞”时也不需要多做解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位记者从中国北京发回的报道,曾提到美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其中有物质影响,也有文化上的影响,比如北京的一些家庭主妇就在看连续剧《奥普拉》。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越南移民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奥普拉》(《奥普拉·温弗瑞节目》的简称。——译者注)。类似的节目数不胜数,但全世界107个国家的观众都看过她主持的这个18年来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的节目。在国外,如南非,有数以万计的妇女都在观看这套每天播出的电视节目,其中大多都是白人,而这个国家的白人仅占其人口总数的8%。奥普拉的吸引力超越了种族界限。似乎世界大多数地方以及全美国都知道她,人们对她的熟悉程度也许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当代政治人物、学者、艺术家或作曲家都要高。

  在关于美国总统的获奖电视节目《白宫西翼》中,一位貌似总统办公厅的人带着嘲讽的语气说,总统不可能像在《奥普拉· 温弗瑞节目》中接受采访一样,什么事情都要说真话。《白宫西翼》的制片人认为,观众会明白这种对表白式主持风格的影射的,而且也许还会嘲笑一番。持同样观点、曾对各类节目进行大肆批评的专栏作家,则在文章中使用了“奥普拉化”一词。在谈到《汽车旅馆电视》对美国公众的影响时,记者指出它极富吸引力,触动了观众“最根本的本能”,并且称这个节目的实质就是“纯粹的奥普拉”。这个本质正是该节目的最大卖点。作家杰巴里·阿西姆在评论由女演员安妮·赫奇撰写的回忆录《我疯了》时,对赫奇所说“要学会爱自己”一语不屑一顾,称这种话在每天下午的《奥普拉》节目里都能找到,“会说这种话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根本没有什么新意可言。据说,政治人物也向自己的同僚提出建议,采用奥普拉的方法来说服人们支持各种观点。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在竞选美国参议院议员时,一位记者曾称他的行为有些“奥普拉化”。

  似乎我们无时无刻都能在不经意间看到或听到与奥普拉有关的东西,其中大多都是在利用奥普拉的名望进行夸大,我们从《纽约时代周刊》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在这本杂志中,有篇文章实际上是讲一个与超自然有关的访谈节目,该节目属于科幻范畴,除形式上有些与《奥普拉》相似外,与主要关注现实生活的《奥普拉》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她的名字居然出现在杂志目录对该文章的介绍中。奥普拉名字的赫然出现纯粹是个策划,但这是个成功的策划,因为它抓住了读者的眼球与兴趣,暗示其中有奥普拉追随者所喜欢的精神食粮。在某期的《棕榈滩邮报》刊头,有两篇带图片的文章,醒目地提示读者注意本报娱乐时尚版,其中一幅照片就是奥普拉的,旁边还附了一段关于“纯粹的生活真理”的极富吸引力的话,以抓住读者对某一专栏的兴趣。是的,奥普拉对“纯粹的真理”是感兴趣,但文章对她一句也没提。如果奥普拉的照片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会不会根本就不去看这个专栏?很有可能。这又是一个策略,是在为富有启发性的书做宣传。一位宗教作家通过提及奥普拉及其他两位著名人物的名字而形成的这种联系,使读者觉得这本书可以“改变生活”。不仅报刊的娱乐版经常提及奥普拉及其活动,就连与国会和白宫有关的文章中也有涉及。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他签署的一份儿童保护法便被称为“奥普拉法案”。这个名称是名副其实的,因为这个法案的诞生是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实现的,其中包括奥普拉出资雇用律师,其目的则是为了保护儿童免于性侵害。

  因为她名声大,为大众所喜爱,与美国富翁有关的新闻报道也经常提及她,并将她的事业与其他人相比。有文章说奥普拉善于理财,但她开玩笑说自己连账单都看不懂。当“化妆品皇后”玫琳凯·艾施于2001年11月离世时,《华盛顿邮报》的讣告指出,玫琳凯的重要贡献在于向女人们蜒比如奥普拉蜒提供了可以实现事业成功的方法。对于凯和后来的奥普拉来说,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团队协作。

  一直以来,轻松的娱乐版文章与严肃的新闻报道中都能找到奥普拉的身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专栏作家1992年写了篇关于美国文化中的时尚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一个奥普拉上兰巴达舞蹈课的电视片段。这位多面明星的其他方面也成为“奥普拉现象”的一部分。看到这位超级明星所具有的镇定、庄重、自然而温和的优点,《纽约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便将她称为“白天的共鸣皇后”。她这种同情心通常是以多种方式表达的。当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成为媒体最关注的事件时,奥普拉和其他名人便开始通过她的节目安抚受伤的心灵。她还在某一场合与美国遭遇袭击后频频露面的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共同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对不爱说话、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布什夫人的一周活动进行报道时,一位记者特别提到奥普拉·温弗瑞与布什夫人手挽手,共同哀悼在袭击中遇难的数千条生命。袭击事件之后的几周内,奥普拉四处活动,担负起安抚国民心灵的重任。

  《MS》杂志曾反复提到奥普拉一位追随者对她的赞誉,称她是美国人的心理医生,“既容易接近,又非常诚实”。然而,并非所有文章都是吹捧之辞。各类报刊上的艺术与娱乐版文章曾模棱两可地称她为“奥普拉女皇”、“媒体女皇”、“女皇奥普拉”,甚至“圣徒奥普拉”。批评家戴维·朱阿林克则称她为“通俗文化的沙皇女皇”。她经常变化的体重也是新闻的一大热点,尤其是街头小报。残酷对比和恶意诽谤连篇累牍,虽然娱乐界似乎是公平竞争,但他们对于奥普拉的一些评论却品位极为低下,比如将她的体型夸大,称她是“超重的黑人灰姑娘”,或将她比做体形庞大的已故歌手索菲·塔克,或是身材高大、在《飘》中扮演斯佳丽小姐傻乎乎的女仆的电影明星哈蒂·麦克丹尼尔。

  尼尔·加布勒 1994年写了一本关于随笔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的书:《温切尔:随笔、权力与名人文化》。加里·威尔斯在对该书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70多年前,美国的“温切尔化”已经为我们今天的“奥普拉化”奠定了基础。达夫妮·默金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对艾丽斯·米勒关于精神健康的书《真理会让你自由》写了篇评论,其中讽刺性地称米勒是“弗洛伊德与奥普拉之间缺失的一环”。看到米勒著作的副标题《战胜情感中的盲目,找到真实的自己》,你就会明白默金为什么会将他与奥普拉联系在一起,因为默金所说的是从“医生的封闭诊所”转移到一个空间较大、“感觉舒适”的环境中。《奥普拉》节目播出的场所是否总是感觉舒适目前尚存争议,但肯定要比一个精神病诊所大得多,而且花费也要多得多。

  与某些作家的评论相比,公众的赞誉多少有些夸张。另一方面,批评家的评估容易含糊不清,但专注于电视的专栏作家除外。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一般的文章基调都比较友好。然而,即使不友好或言不由衷,其言外之意也非常清楚,即奥普拉在美国及国际上的声誉使她成为一个人们需要注意的人物。就此而言,她是一个非常适合攻击的对象。

  奥普拉的声誉之高,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能找到各种各样关于她的传记,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虽然有一些传记,但这些并非“各种各样”,仅有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出版的、适合成年人阅读的绝版书,还有一些非常短的、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书。这些书尽管写作风格各异,但主要还是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记,另一类是“流水账”。有些书,尤其是那些“流水账”有一个问题,即缺少了某些日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没有日期会让人误以为是奥普拉现在的观点,但她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有时改变的频率还非常高。

  不幸的是,疏忽大意的错误也有,尽管不太大。一本百科全书错误地认为奥普拉早年与祖母而非外祖母住在一起;一本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传记将她的出生日期写错了;另一本则声称,奥普拉的母亲与一个男人结了婚,并与之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事实上她从未结过婚;有人描述奥普拉“身材矮小”,与事实完全相反,奥普拉的身高是5英尺6英寸。街头小报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这些信息的来源一般都是一些不知名的“朋友”。

  甚至在翻开一些关于奥普拉的书之前,读者在所看到的某些标题中就能发现一定的广告词汇:“极为出色”、“不同寻常”、“爱情”和“真实”。这种预先设定人物形象的做法是对某些事实的夸大,但这些书并没有经过奥普拉的授权。至今为止,没有一本书经过她的授权。与大多数月刊不同,奥普拉自己主办的杂志《O》很少刊登“给编辑的信”这类挑错文章,这说明这些花费时间写信的读者对其中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批评意见。虽然几乎没有人怀疑美国人对她的喜爱和她在美国社会与文化中的地位,但用这种夸张的语言对其进行大肆吹捧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尽管那些批评之声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了。

  报刊上关于奥普拉的点滴文章比比皆是,另外还有一些关于她节食、锻炼计划和她感兴趣的俱乐部或网站的书。相比而言,她主办的杂志《O》在美国以月刊、在国际上以半月刊形式出版是最近的事情。该杂志与她的电视节目一样部分属于她,并由她控制。与她接受媒体的很少的几次采访一样,我们能够看到或听到的关于奥普拉的其他信息都是奥普拉挑选出的事实,有的是她自己说的,有的则是授权别人说的。

  奥普拉的公关人员曾发表过声明,称她计划将于几年后退休,不再主持电视节目。事实上她曾经发表过几次这样的声明,日期总在不断改变,而奥普拉的想法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或者只有当她真正退休时,观众才会知道那是哪一天。而对于奥普拉来说,电视并不仅仅是每日节目的载体,她同时也是电视电影的演员与制片人。另外,好莱坞电影仍然对她感兴趣,但由于计划退休,她放弃了在这一领域发展的想法。而她的杂志《O》受欢迎程度的日益增加也会影响她未来的选择。不管她未来做出的决定是什么样,都会涉足娱乐界,也许是演员、也许是导演或制片,而奥普拉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也会允许她做出这些选择。至于她的个人生活,这些肯定会继续吸引小报作家和读者。对于这些小报来说,她几乎就是一个产业,如果她真的完全引退,那这些小报将会失去一笔非常有价值的财产。

  密西西比州历史上曾是美国最穷的州,与种族有关的政治新闻也比南方其他州多得多。该州尽管是20世纪民权运动的焦点,但在黑人与白人的融合方面却步伐缓慢,乏善可陈。在今天的密西西比州,人们对种族关系与法律上的变化仍然有一种抵触情绪。在迈入新世纪的第二年,当时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的一番话引发了一场政治大战。在一次演说中,洛特对南卡罗莱纳州已经退休的百岁资深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大加表扬,并对种族融合前,饭馆、卫生间及火车和汽车上座位实行种族隔离的行为表示出一种怀念之情。他的这番话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愤怒的骚动,但既是洛特的出生地、又是选举他为议员的密西西比州却没有什么动静。实际上,在参议院圣诞节休会期间,他作为一名英雄回到了家乡,受到了热烈欢迎,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大幅报道。然而,当参议院最后发现他的这番话的确有些令人尴尬时,洛特便辞掉了多数党领袖职务。

  密西西比州也是电视明星、世界著名黑人演员奥普拉·温弗瑞的出生地,她不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个因工作出色及在慈善事业、教育和社会领域做出巨大贡献而赢得无数奖项的女人。密西西比州还是演艺界另外一位偶像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出生地,他创造了音乐史上的奇迹,死后仍然是一个不朽的神话。

  也许密西西比州在文化领域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但却是美国三位伟大作家的出生地,他们是威廉·福克纳、尤多拉·韦尔蒂和理查德·赖特,其中福克纳与韦尔蒂在这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只有赖特踏着无数黑人的足迹,去了北方——当初,这些黑人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友好和好客的地方。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其他南方州,如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弗吉尼亚州,为作家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其中包括小说家兼随笔作家罗伯特·佩恩·沃伦、杜鲁门·卡波特和沃克·珀西,诗人、文学批评家兼小说家阿伦·泰特,短篇小说作家凯瑟琳·安·波特和弗兰纳里·奥康纳,诗人兰斯顿·休斯,诗人、传记作家、也是奥普拉的好朋友玛雅·安杰洛、佐拉·尼尔·赫斯顿(奥普拉非常喜欢他的小说《他们的眼睛在看着上帝》)以及哈普·李(卡波特童年的朋友,他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也是奥普拉的最爱)。奥普拉经常谈起那些对她影响较大的书,其中许多都是南方著名作家、传统和当代诗人、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剧作家以及随笔作家的作品。

  对这些作家进行文化研究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种族间以及每个种族团体间的文学分野。黑人作家向我们诉说白人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和压迫,给我们描绘家庭生活的悲惨与绝望。当然,南方白人作家也探讨黑人及其家庭的悲剧,探讨黑人个体的家庭关系不正常问题,但与这些白人作家不同的是,许多黑人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一条共同的、有时带有传记色彩的线索:私生子、遗弃、离弃、男女乱交和性虐待。长大后,奥普拉和她的一些朋友曾经谈到过这些问题,其中涉及到现已成为美国文学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书籍、诗歌与故事。

  美国南方以诞生各类音乐而闻名,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就是爵士乐和乡村音乐。当说起新奥尔良这座南方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城市时,人们就会想到众多的音乐家、钢琴演奏家、萨克斯演奏家、木萧演奏家以及创造爵士乐的鼓手,这些音乐家大多数都是黑人,并且在种族隔离时代都居住在南方,如今,他们的名字大多已经被历史尘封。然而据音乐学家称,黑人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奴隶时代,早在那时,一种独特的音乐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南方不仅是爵士乐和乡村音乐发源地,也是福音音乐的发源地。正是福音音乐为乡村音乐和爵士乐提供了早期发展的基础。为大多数美国人所熟悉的乡村民谣,显然就是来自于福音音乐。虽然整个南方都在演唱和演奏福音音乐和乡村音乐,但这些音乐形式往往都与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联系在一起,后来许多有追求的音乐家都被吸引到这座城市。在全世界,只要提起纳什维尔,人们就会联想起某些歌唱家的身影和一些独特的音乐、歌曲和乐器,这些都是乡村音乐和福音音乐的“后代”,但并非纳什维尔惟一的“财产”。福音音乐也许是南方镇上最常演唱的歌曲,但与之有关的著名人物寥寥无几,而爵士乐与乡村音乐作曲家、歌唱家却更为出名。然而,福音音乐与火腿、玉米片、饼干、肉汁、炸鸡和鲶鱼一样,都是南方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圣经》地带(指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基督教基要派广泛流行的地区。——译者注)小镇长大的孩子们,似乎在每周的教学礼拜仪式上就学会了福音音乐。这种影响渗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甚至当他们离开这片地区以后也是如此;奥普拉与也是密西西比人的猫王一样,都是在这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由于这种早期背景,她在离开这里多年以后仍然在音乐上有这种偏爱,而从这种偏爱可以看出,她将这种集宗教与音乐于一体的福音音乐视为可以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对于她来说,福音音乐与信仰、希望和创伤的愈合紧密相连。她告诉我们,当令人不快甚至恐怖的事情发生时,    她便会求助于福音音乐。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发生后,这样的时刻就来临了。

  音乐或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经常出现在邮票上。当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很难想起几个与南方有关系的演艺人员的名字。尽管有许多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出生在南方,但我们一般不把南方与演艺人员,而是与乡村音乐、蓝调和爵士乐演奏家联系在一起。然而,从文化史上可以看出,这些人必须前往北部或西部才能获得一定的声誉,有时还会(但并不一定)获得财富。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演艺事业一般是与纽约、好莱坞或拉斯维加斯联系在一起,反正与密密西比州不沾边。然而,奥普拉·温弗瑞就来自于密密西比州一个叫科西阿斯科的不出名的小镇,该镇是以波兰将军撒迪厄斯·科西阿斯科的名字命名的。科西阿斯科以“两个世界的英雄”而闻名,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为殖民地及祖国波兰的独立而战,其才干倍受人们推崇,在大陆会议中任上校工程师。与其他英勇无畏的人物一样,这位将军的名字在历史书和传记以外已经被人们所遗忘,只剩下这座为表彰他为18世纪美国所做贡献而以他名字命名的小镇。现在,很少有人记得他的英雄事迹,记得他为奴隶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

  科西阿斯科与首府杰克逊相距仅70英里,但两者毫无相似之处。科西阿斯科与该州其他小型农场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共和国初期,这里却是到纳什维尔的边疆路线的重要一站。虽然人们一般尽可能用密西西比河来运送货物,但这种方法对导航技术的要求相对较高。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采用陆路,即一条从纳奇兹到纳什维尔的陆上通道,人称“纳奇兹小道”;科西阿斯科每年4月都举行“纳奇兹小道节”,以庆祝那段历史。与沿这条小道的其他城市不同,其他城市不仅知名度高,而且人口众多,只有科西阿斯科没有因此而繁荣起来。

  小镇所在地区河流纵横,雨量充沛,天气炎热、湿润。在奥普拉出生时,人们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并不比一两百年前多多少,小型农场就是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密西西比州大部分仍是农村,36%的人口是非洲裔美国人,比其他任何州的比例都多。在1954年奥普拉出生时,小型工业几乎没有几家;工作机会很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黑人,仍然是种族歧视和贫穷的受害者,因而能离开的都离开了,以便寻找生计。在奥普拉的祖先仍然是奴隶的时期,在她祖父母、母亲和她自己所生活的时期,尽管密西西比州与美国文化中一些最伟大的名字紧密相联,但该州仍然处于经济水平的最底层。

  当我们想到福克纳或韦尔蒂所描绘的密西西比州时,南方小镇及其居民的形象便闪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但南方的新奥尔良也有富裕的路易斯安那法国人特区,里面到处是装饰精致的阳台、外国食物和小型蒸汽浴室;新奥尔良还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演唱和演奏小号的地方,是杜鲁门·卡波特的出生地,还有河船——阿姆斯特朗在上面演唱过,杜鲁门·卡波特也曾梦想在上面当踢踏舞演员。这里有许多小镇和用木材建造的小型教堂,许多福音音乐歌唱家也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歌唱生涯的。南方是一片独特的地区,似乎不仅是作家与音乐家,也是大多数南方人血液中的一部分,因而经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思维、看法和乡音土语中。然而,我们如果不仔细倾听这些乡音土语和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不认真阅读奥普拉写的书,我们在想到奥普拉时就不会意识到这些联系。奥普拉的童年、少年一直到 20岁出头都是在两个南方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度过的,此外还在密尔沃基生活过几年,只是生活不太如意。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称,一个人一生中的前 5年决定了他的一生。尽管奥普拉在大多数方面并不太像南方人,但如果我们赞同这个理论,那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理论来理解她。她的确在田纳西州上过中学和大学,离开田纳西州后,又在另外一个南方城市巴尔的摩工作和生活;但她觉得自己的性格与个性与自己早年的环境联系并不太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又接受了自己的过去,并且越来越多地谈起自己在密西西比州生活着的祖母。然而,她从未对哪个南方小镇或城市产生过思乡之情。与许多南方人不同的是,自从年轻时离开南方以后,她只是偶尔回去看看,而且从没有再回到那里居住过。

  童年令人不快的回忆使许多南方艺术家到了其他地方,但他们依然或者在南方有个家、或者时常与南方保持联系。密西西比州的作家韦尔蒂在纽约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便在她的家乡定居下来。甚至早年只在阿拉巴马州呆过一段时间、声称自己是纽约人的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也时常感到有必要回到门罗维尔和新奥尔良去看看。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带有地道的南方味道,其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悲惨和可怕的童年生活的影响(奥普拉的亲密朋友玛雅·安杰洛和其他人都对这种生活进行过描述),然而,他总觉得有必要再回南方看一看。而一直被人称为南方人的玛雅·安杰洛本人,也曾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许多地方居住过,但最终在南方的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下来。而她的朋友、在南方居住的时间比卡波特和安杰洛都要长的奥普拉,却对南方冷眼相对,并多次声称,当30岁那年迁居到芝加哥时,她找到了自己的家。

  不用说,我们必须相信她的这番话,但当我们仔细审视她时,我们便会发现那种已经成为她的性格与个性一部分的南方人的本质:福音音乐的影响以及对这种音乐的热爱;她本质中强烈的超世俗一面;对南方小说由衷的喜爱以及对南方食物和烹饪的喜爱。

  虽然奥普拉一直认为,正是她的两位亲人(外祖母哈蒂·梅·李和父亲弗农·温弗瑞)所具有的优点使她走向了成功,但她关于童年的记忆仍然充满了痛苦与悲伤。有时,她会宣称自己已经克服过去留下的阴影,然而又经常提起自己童年的那段时光,似乎那是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那些艰辛的经历在她的兴趣与活动中都有所反映,关心奥普拉的人对此一目了然。

  奥普拉的一生中曾发生过一连串的偶然。她生下来是私生子,父母亲当时的年龄都不是很大。她母亲弗尼塔·李当时才18岁,在男女关系上比较随意,声称是一个叫弗农·温弗瑞的年轻人让她怀了孕。有时,她又改口说,自己并不确定到底是谁应该负这个责任。弗农·温弗瑞在接受一个小报采访时“坦白”,他不可能是奥普拉的父亲,因为当时他正在部队服役。可是,军人是有假期的,许多报道都说他当时正在休假。最近,弗尼塔又改口说,弗农是惟一一个可能是奥普拉父亲的人。弗农当时是20岁,在阿拉巴马州拉克兵营当兵。由于粗心,直到孩子出生后,弗尼塔·李才告诉他怀孕这件事。当时,她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要求他寄一些婴儿穿的衣服。

  与怀孕一样,“奥普拉”的名字也一个偶然。没有人知道“奥帕” (Orpah)这个源自《圣经·路得书》的名字是如何拼写的,虽然清楚地写在出生证明上,但没有人会念,于是,人们将“p”这个字母放在了字母“r”前面。尽管官方文件上写的是“奥帕”(Orpah),但这个名字在其他地方并没使用过,于是拼写就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Oprah)。

  孩子出生后不久,弗尼塔便将她留给了自己的母亲哈蒂·梅。奥普拉与她的外祖父伊尔利斯·李并没有多少关系,她小时候一直和外祖母在一起。与她有类似经历的名人有许多,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比如前总统克林顿、蒂珀·戈尔和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直到6岁,奥普拉一直和外祖母住在密西西比州德尔塔地区的一个小农场里。6岁以后,她到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与母亲住在一起,至于原因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弗尼塔让人把她接来的,也有的说是她外祖母感觉经济上难以为继,还有说是哈蒂·梅病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她离开密西西比州,亲戚朋友都说哈蒂·梅为她的第一个外孙女付出了许多爱与关怀,而这个外孙女却因早熟而显得十分独特。农场生活十分艰苦。外祖母在后门廊用铁锅煮衣服,因为当时家里没有洗衣机。水必须去一个井里去提。小农场没有室内排水设施,没有室内洗手间,只有户外厕所,奥普拉每天的工作之一便是倒粪桶。从小时候开始,她就帮着照料牛、猪和鸡。她没有自己的卧室或床,而是和外祖母一起睡在一条羽毛褥子上,晚上还经常被吓醒,因为外祖父经常进来打骂她和外祖母。在奥普拉4岁时的一天夜里,失控的伊尔利斯·李闯进卧室,她外祖母只好冲出房间,大声向邻居呼救。邻居虽然又老又瞎,奥普拉还是把他当成自己的救星。白天,外祖父也十分可怕,经常用拐杖打她或向她扔东西。

  与农场的生活一样,外祖母对她也十分严厉和无情,做错一点事情都要惩罚,甚至连她无法控制的事情也是如此。皮鞭成了奥普拉受教育的生活的一部分,应了那句老话:“棍棒底下出孝子”。哈蒂·梅·李在宗教上十分虔诚,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农场附近的信仰联合密西西比州浸礼会教堂上,而且从奥普拉小时候就开始带她一起去。除了宗教,她外祖母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阅读,所以从小奥普拉就学会了读书,并记住了《圣经》中的许多章节,这使她在蹒跚学步时就声名远播。家里管教极严,她只有在当地的浸礼会教堂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心声。由于在很小的时候便能够背诵《圣经》段落,人们便让她在复活节朗诵《圣经》中与复活节有关的章节。奥普拉现在还记得当时朗诵的一些段落,其中有句是“耶稣在复活节那天复活了,所有天使都在欢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上帝用语,表示赞美或欢乐。——译者注)”教堂里的女士们一边用扇子扇着风,一边倾听着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朗诵,都说她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奥普拉曾说,自己的第一次复活节演讲可能是在科西阿斯科浸礼会教堂做的,当时她大约3岁半。仅仅几年后,她就可以背诵从“创世纪”到“审判”的圣雅各的全部7次布道。

  在回忆自己的早年经历时,奥普拉说曾在纳什维尔的所有教堂背诵过《圣经》。在接受晚间访谈节目主持人拉里·金的采访时,她说,自己从13岁时起就成为各类场合的主要演讲人。虽然自她成名后,一些崇拜她的人认为她在广播从业的多年经历为以后的从影打了基础,但实际上,她的整个生命都在为之做着准备,最终,多种因素共同促进了她事业上的成功。然而,她童年的宗教热情也给她带来了麻烦,因为一些嫉妒她的小孩子给她起了几个外号,如“传教士”和“耶稣小姐”。她和母亲居住在密尔沃基时,因为她的宗教热情,人们都叫她“小演说家”。她不仅背诵布道和《圣经》段落,到了7岁时,她还一边做着动作,一边朗诵带有启示性的诗歌,比如威廉·亨利的诗集《不可征服》(Invictus),而当时她对这些诗到底在讲什么还一无所知。

  在农场,她孤单无助,没有一个朋友。与她来自同一个小镇的表妹艾丽斯·库珀,曾经谈到当时小孩子们所感觉的那种孤独,因为那些农场彼此相距遥远,亲戚间来往很难。奥普拉非常羡慕那些过着舒适生活的孩子,尤其是那些白人的孩子,他们家里有电视和洗衣机,身上穿着从商店里买来的衣服,可以去看电影,不会因为犯一些有意或无意的小错而受到惩罚。虽然在她那个狭小的世界里,挨皮鞭是家常便饭,但她也看到白人的孩子很少挨打。她还幽默地说,如果白人的孩子受到惩罚,他们得到的是“打屁股”,而黑人的孩子得到的则是“皮鞭”。没有室内上下水设施,她外祖母所谓的“洗衣机”蜒洗衣锅,不仅用来洗衣服,而且还充当洗澡盆,并且还是每星期六洗一次,以便做安息日礼拜。他们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在家里做的,鞋也是只在星期日礼拜时才穿,其他时间小孩子都是光着脚。至于吃的则是农场里种什么吃什么,外祖母哈蒂·梅平时卖些鸡蛋,赚点零花钱,南方农场许多贫穷妇女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即使没有几百年也有几十年。然而,尽管一些传记里形容奥普拉的童年生活属于极度贫困,但由于她外祖母拥有属于自己的农场,她们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所以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那些到外祖母家做客的人,不仅希望小孩子懂礼貌,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安静,结果,奥普拉惟一的伙伴就是她帮着照看的小猪。在房子外面,她会给这些小猪读文章,和它们谈话,给它们讲故事,因为严厉的外祖母及其朋友们都觉得奥普拉讲话太多。虽然他们都夸奖她在教堂的演说中口齿伶俐、聪明过人,但并没有把这种赞美延伸到其他地方。因此,当奥普拉6岁时,她便盼望能够与密尔沃基的母亲一起生活。联系到上面这些,这一点就毫不为奇了。

  由于她是社会知名人士,经常有人或是认真或是开玩笑似地问她是否会考虑竞选公职,而她的回答一直都是斩钉截铁的“不会”。虽然一些人将她视为政治人物,但奥普拉在整个成年时期,关心的并非政治活动,而是全国所有妇女的权益。此外,除了政治,她还对那些需要帮助、被人忽略或受到歧视的人表现出了终生的关怀。

  她的部分观点映射出激进主义者杰西·杰克逊的看法:杰出是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的最大克星。我们生活的责任属于每一个人,而且杰克逊和奥普拉都说过,通往自由之路就是教育,教育能够改变一切。奥普拉对妇女的教育更为热心,因为她对母亲弗尼塔以及像她一样的人的生活局限性记忆犹新。出于对奥普拉由衷的钦佩,杰克逊对她在改变社会结构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名利场》杂志也刊出了同样赞扬性的文章,夸张地说她是地球上除了教皇之外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新闻杂志《时代周刊》在1998年将她列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2004年,《时代周刊》又刊出了21世纪“最具影响力人物”。

  在个人笔记中,杰克逊用奥普拉描写挚友昆西·琼斯的方式来描述奥普拉,说她是一个照亮黑暗的人。年复一年,人们除了认为她是名人之外,民意调查还显示,她是美国最受钦佩的女性之一,和第一夫人、一位女性参议员(希拉里· 罗德姆·克林顿)还有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一起荣膺桂冠。然而,奥普拉参与下层及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的方式,总体上来说与杰克逊并不相同,奥普拉的慈善活动主要与黑人有关,与其他人联系并不多。但毕竟她在国内外的女性电视观众、许多雇员以及众多朋友都是白人,因此,当1996年3月杰克逊抗议奥斯卡金像奖候选人中黑人较少、166位候选人中只有一位黑人时,毫不奇怪奥普拉、伍皮·戈德伯格和昆西·琼斯批评了他的这个举动。因为,琼斯正是颁奖节目的制片人。

  奥普拉对个人责任非常重视,她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要比她对大范围社会变革的呼吁多得多,但在呼吁设立严格限制枪支的法律、惩罚对儿童进行性犯罪的人和教育方面则是例外。很多时候,这种对个人的重视使一些批评人士指责她保守,只认金钱。然而,她对改变人生价值的教育所做的贡献体现在诸多领域。比如,她在成为电视明星后,以父亲的名义在她的母校田纳西州立大学设立了10项至今仍在设立的奖学金,她还一直给学院和大学提供大量钱款。2002年末,奥普拉在克利夫兰的凯霍加社区学院发表演说后,该院便计划设立60万美元的奖学金,因为当她得知该院招生办公室因奖学金不够而不得不减少招生人数时,便像往常一样提供了资助。她还给莫尔豪斯黑人学院提供了500万美元的资助,这已不是第一次,此前她曾资助该院100万美元,至今她仍然是该院捐助最多的人。从这可以看出她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她对其他学校和学院的捐助也非常慷慨。然而,她并不仅仅局限于关心美国的教育,而且在为国际学校提供资金方面担任了重要角色。事实上,当她被问到如果不再做电视节目,她的计划是什么时,她说到了一些准备参与的活动,其中有一个就是资助非洲的教育事业,其实她已经在做这些了,因为她曾经为当地建立女子学校捐过款。近几年,她谈及希望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然而,尽管她在事实上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养育他人的人,但她曾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当母亲的渴望。当被多次问及是否想做母亲时,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强调说自己在母亲弗尼塔身上从未看到做母亲的榜样。

  钦佩她的人们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她曾经是个受到伤害的、具有反叛性格的女孩子,与后来她所成为的这种衣着讲究的女性相去甚远。14岁时,奥普拉的个人问题缠身不去,与性有关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其中有一次是被她的叔父特伦特虐待,这是她直到多年以后才说出来的,甚至这时她父亲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今天,她告诉女孩子和妇女们,她们不能把这种事情秘不示人,不能独自承担受到虐待的精神压力。她说,为了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一个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讲出自己受到虐待的事实,直到有人倾听为止。这个教训来自于她孩提时没有做的一件事。家中来来往往的男人对奥普拉的攻击,奥普拉都没有告诉母亲。弗尼塔发现自己无法管教奥普拉,试过许多方法都没有成功,包括把她送到专门管束任性孩子的地方。最终,弗农同意把奥普拉接回来与他和泽尔玛同住。当时,他和弗尼塔都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已经怀孕,因为她与14年前她的母亲一样,谁也不告诉。只是到了怀孕7个月时,她才告诉父亲这件事。今天,她认为父亲是个“可敬的、自尊自重的人”,是他拯救了自己,是他的关心才使她没有成为一个未婚母亲。在她的青少年时代,如果没有弗农·温弗瑞,她就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功。奥普拉还能想起当时父亲考虑如何处理她的这个情况时的那种强大的意志力,想起是他决定让她生下孩子的。但孩子出生两个星期后便夭折了。当时,14岁的奥普拉的感觉,也许并非中年奥普拉所说的是一个“机会”,一个摆在她面前、决定她的未来的机会。然而,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即她将要选择的道路不会再与以前的相同。她坦率地承认,她对自己的生活将是什么样、自己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没有一点概念。有许多青少年,她们的未来被局限在母亲这个狭小的范围内。1968年,一个怀孕的14岁黑人女孩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未来和希望。

  没有了弗尼塔家中的生活压迫和少女妈妈的负担,奥普拉开始显示出成功的迹象,但当时肯定没人能预测她后来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她说自己记得小时候曾经告诉过父亲,有一天她会成名。再一次与弗农住在一起后,她不得不遵守严格的规定。弗农·温弗瑞对她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含糊,要求她全部得A。他对女儿说,C对于一个有天赋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还认为,即使她取得了好成绩也不会得到奖赏,哪怕是一支雪糕,因为他希望她能够成为最优秀的。他的妻子泽尔玛也要求奥普拉做所有必须做的事情,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

  15岁时,奥普拉开始记日记,直到现在。现在,当她重读少年时记的日记时,她看到的都是一些具有典型性的问题:与男孩相处的问题,对父亲的些微抱怨,等等,与大多数美国小女孩的抱怨都差不多。但是,在进入纳什维尔东部高中后,她在班上日益活跃起来,很快就被选为副班长、学生会主席、戏剧社主任和全国辩论联合会主席。在高年级时,她被选为“最受欢迎的”女孩和优等生联合会成员。1971年,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每个州选出两个学生,与来自国外的学生一起参加白宫青年会议,奥普拉就是田纳西州的代表之一。

  在接受纳什维尔一家小电台WVOL的采访后,一件事使她选择了后来从事的事业。这家电台的老板是白人,但由黑人管理,听众也主要是黑人,他们想找一个人代表他们参加“防火小姐”大赛。推荐奥普拉的是约翰·海德尔伯格,许多年来,他一直记得她口齿清晰和镜头前泰然自若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奥普拉寻找戴姆斯步行马拉松赛的支持者时,采访她的就是约翰。防火小姐比赛实际上是个选美比赛,除了奥普拉之外,选手都是白人。她觉得自己肯定没有获胜的机会,因此显得非常放松,但她对自己身上的晚礼服非常自信和高兴,在回答两道比赛问题时,奥普拉带着她特有的轻松感。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在比赛中获胜,她会用这笔钱干什么,她对评判员说,她会“乱花一气”。当被问到将来想干什么时,她的回答在当时来看有些另类:在广播电台当记者。其他选手的回答都显得中规中矩,因此奥普拉获得了胜利,成为第一个黑人“防火小姐”。这次成功之后,她又在一次露天表演中成为第一个“纳什维尔黑人小姐”。在后来的另一次露天表演中,她又成为“田纳西黑人小姐”,之后还获得去好莱坞参加“美国黑人小姐”比赛的机会,但结果没有获胜。这些仅仅是她后来几十年中所获得的各种荣誉的开始。

  1971年从高中毕业后,她继续到田纳西州立大学读书,奖学金是她在一次大学生联谊会比赛中获胜时得到的奖金。她在大学主修演讲与语言艺术,但对自己的未来并不是十分清楚。然而,通往事业的一条成功之路开始出现了,这条路从她高中被选为“防火小姐”并接受采访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WVOL电台给了她一份工作:朗读新闻。带着那种特有的外向型性格,奥普拉开始在电台朗读新闻,而她的初衷也仅仅是好玩。由于她的声音和体态在演讲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电台需要人时,人们,尤其是约翰·海德尔伯格便想起了她。天真而且带着一种超脱世俗的味道的她对媒体了解得并不多,当然,她并没有想到,通过朗读新闻这个机会,一条通往未来事业并蜚声国际的道路已经为她铺好了。她本来想拒绝这份工作,担心会影响学习,但她父亲鼓励她接受。虽然他对女儿选择专业并不是十分热心,但来到女儿面前的机会令他非常满意。在周末朗读新闻,后来有时也在工作日担任广播员,她从一开始的义务工作,到后来获得每周1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后来在大学期间,一家更大的电台WLAC给了她更高的报酬,不久以后,在她19岁时,她又来到这家电台的电视频道WLAC- TV,在该频道担任记者和联合主持人。她是接手这一职位的第一位女性和黑人。虽然有点不太情愿,但她还是在指导老师威廉·考克斯教授的劝说下接受了这一工作。威廉教授指出,这份工作和她正在准备撰写的论文正好属于同一范畴。此外,对她的事情进行全面指导的父亲也同意教授的意见。后来,当被问到她是否把自己看做是所谓的工作领域进步的象征性人物时,她却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但同时也承认这个事实,说自己是个快乐的象征性人物。在另外一个场合谈到这个问题时,她还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个接受薪水的象征性人物。奥普拉从来没有蜒当然是在公开场合蜒表示过后悔接受这类工作。美国的 20世纪70年代是个不断变化的年代,此时,原先对女性和有色人种关闭着的大门,正由于人权法案的实施而徐徐开启着。

  奥普拉的世界在不断扩展,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包括在大学演出,与纳什维尔的女子清唱团体蜒“摇滚甜心”乐队一起演唱。该团体自称是歌唱“斗争、坚定与胜利”,歌颂“深深根植于非洲裔美国人心中”的生活。很自然地,奥普拉就被其吸引了,而且显然观众也被吸引住了,直到30年之后,这个团体还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演唱。

  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对她生活的限制,即她严格的父亲所规定的限制,包括晚上几点必须回家,另外还有大学紧张的学习与工作所造成的限制,使她做出了改变其一生的决定:她没有获得学位便离开了学校,在媒体界又找了份工作,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一家电台当了一名记者和晚间新闻的联合主持人。虽然有几本传记称奥普拉1976年大学毕业,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且实际情况有些模糊不清。有一种说法是她在几年后获得了名誉学位,另一种说法是田纳西州立大学于1987 年授予其学士学位,还有一种说法是,1987年田纳西州立大学邀请她做毕业典礼演讲,但她直到修完学分、获得学位后才答应。

  不管事实如何,她确实获得了田纳西州立大学的学位。此外,与她的朋友兼导师玛雅·安杰洛一样,奥普拉从2002年以后也可以称为“博士”。普林斯顿大学向她及各领域内著名人物授予了名誉学位,其中包括棒球界的小卡尔·里夫肯、医学界的安东尼·福西、研究历史的科林·卢卡斯和伯纳德·路易斯、宗教界的小詹姆士·福布斯、剧作家埃米莉·曼。授予奥普拉的是美术学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次授予仪式上,另外一位访谈节目主持人,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清新空气》节目主持人特里·格罗斯,也被授予人类学名誉博士学位。

  这之后不久,又一项荣誉接踵而来,她被选为第六届“玛丽安·安德森奖”获得者,该奖获得者一般要将10万美元的奖金捐赠给一个自己喜欢的慈善团体。许多人都记得安德森这位戏剧明星震撼人心的女低音,但忘记了在她那个时代,种族隔离使她不能在今天众多歌星可以演唱的地方演出。邀请安德森去华盛顿宪法大厅演唱曾被一个管理委员会取消,这让美国人大为震惊,之后她又被邀请到白宫,从而成为在那里演唱的第一位黑人歌唱家。由于出生于费城的安德森突破了种族歧视中最重要的障碍,她家乡所在的州为了纪念她而设立了这个奖项。

  费城市市长约翰· 斯特里特在谈到2003年将该奖授予奥普拉时,对奥普拉在许多社会计划中所做的工作以及她对美国和南非学校的慷慨解囊做了肯定,并指出,她的电视节目非常注重自助,这一点非常重要。市长说,奥普拉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老师”。在市长发言后,该奖委员会主席兼费城花旗银行公共事务部高级副经理帕梅拉·克劳利也讲了话。她将奥普拉与安德森相比,希望大家注意她们性格中的共同点。她强调说,这两位女性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几年后,奥普拉获得了“霍雷肖 ·阿尔杰奖”,该奖每年授予那些通过取得重大成就而从逆境中崛起的人。几乎每一个提到奥普拉的人,都会对她从贫穷到今天的成功感到一丝敬畏。

  奥普拉年轻时的经历与和她同时代的许多黑人女性非常相似。她曾回忆过其中的一件往事。当时她被选中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一个黑人大学生竞赛,年轻选手们住在芝加哥南区一家年久失修的汽车游客旅馆,旅馆所在地是一个犯罪率较高的地方,大家对此感到非常不满。然而,奥普拉以一种未来明星所采取的典型方式,没有理睬这种不利的环境,在竞赛中获得了第二名。她朗读了诺扎克·尚奇的一段戏剧《献给企图自杀的有色女孩》,这篇作品已被收入全美许多学校的英语课教材当中。1996年,她获得广播界最高殊荣“乔治·福斯特·皮博迪个人成就奖”;几年后的2002年,她成为“鲍勃·霍普人道主义奖”的第一个获得者。了解她早期生活的人,很难想像出她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几十年以前,当奥普拉离开纳什维尔到其他地方谋求发展时,才22岁,不仅年轻,而且不谙世事,在演艺道路上也才刚刚开始起步。从纳什维尔那座小城来到巴尔的摩这座美国第十大城市,这其中的过渡对一位年轻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她花了几年时间才成为一个自信的人,才知道保持独立个性的“秘密”:不是像“模特”一样“矫揉造作”,而是既“酷”又火热,充满快乐,有女人味。一开始,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得并不是很好。当时,她在巴尔的摩最大的电视台WJZ-TV做晚间6点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她有些局促不安,天真的性格使她显得非常尴尬。很快,大家看出奥普拉并不想当新闻节目主持人。她的长处和现在一样,是与人交谈,而不是新闻报道。由于感情过于充沛,她不适合当新闻主持人。她经常会莫名地兴奋起来,对各种事情中涉及到人性的一面产生强烈的感情。虽然她承认缺少新闻记者的素质,但在几年后的2000年,她的杂志《O》成功发行,她则成了杂志拥有人和作家。

  但是,当她的事业才开始起步时,她的报道风格与外表让制片人很是不满。为了改变仪容,电视台把她派到纽约进行所谓的“全面处理”。对头发进行特殊处理和电烫使她的大部分头发脱落,结果她既失掉了工作,又失去了头发。她被从晚间6点新闻主持人的岗位上换了下来,但幸运的是,另一家电视台经理喜欢她的风格,让她与一位男性主持人理查德·谢尔共同主持早间节目《大家谈》(People Are Talking)。虽然这个节目大受欢迎,但奥普拉并不喜欢与另外一个人共同主持。然而,由于她喜欢主持访谈节目,认为这类节目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所以便一连干了几年。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巴尔的摩的黑人人口数量极多,电视观众的数量也较多,但她的节目在该市的观众数量比其他12个城市的数量要少。然而就巴尔的摩这个地方来说,她的节目的收视率确实要比全国收视率最高的访谈节目《多纳休》还要高,而这个调查统计又帮助她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由于个人生活的不停奔波与不快,加上对已经干了6年的工作有些厌倦,她开始到其他地方寻找工作。在一位个人简历专家的帮助下,加上自己和一位制片人朋友的努力,奥普拉在1984年,即30岁时来到了芝加哥。她觉得芝加哥“比纽约更漂亮”,那里有美国的第三大电视市场,她则在那里呆了20多年。但是,当她第一次当主持人时,她主持的节目收视率极低。她对自己所面对的竞争有些担心,并把这种感觉告诉了电视台经理丹尼斯·斯旺森。斯旺森的回答是,保持自己的风格,因为她没有办法变成菲尔·多纳休。然而,在这种对奥普拉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她主持的节目《芝加哥早晨》的收视率,几个月内便在访谈类节目的排名中名列前矛,并且很快就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访谈节目。此时,起始年薪22.5万美元的她,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富有了。

  到芝加哥才两年,她的节目便开始面向全国播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颗明星诞生了,一颗《奥普拉·温弗瑞节目》中的明星诞生了。当这个节目在1986年面向全国播出时, 32岁的奥普拉正与弗农·温弗瑞及泽尔玛·温弗瑞一起庆祝感恩节。他们三人一起回到了密西西比州,拜访了奥普拉童年时的亲戚朋友。她的外祖母居住的房子已经不在了,但原址旁的大街现在被称为“奥普拉·温弗瑞路”。在科西阿斯科,奥普拉的名声也不比其他地方小。纳什维尔后来也向奥普拉和她父亲表达了敬意,把弗农·温弗瑞的美容院所在的大街命名为“弗农·温弗瑞大街”。

  这次休假后一年,即1987年,奥普拉因在电视节目上取得的成就被授予艾美奖,她一共获得30多次艾美奖,最终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节目在全国播出是她踏上演艺之路的最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使她成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人物。金氏兄弟公司在1986年9月购买了奥普拉的节目后,将之改名为《奥普拉·温弗瑞节目》,并确保节目能够在全国137家电视台播出。人称杰出人物、挥金如土的罗杰和现在更加信心百倍的金氏兄弟,曾准确地预言节目在全国播出后将使奥普拉成为富婆。然而,奥普拉本人则认为,节目能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在全国电视台播出的同时,也在广播中播出;此外,节目的播出时间虽然是在白天,但她和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奥普拉一直把自己的荣誉归功于金氏兄弟,称其在自己的事业中扮演着主要角色,没有他们,她是不会取得后来的成绩的。多年以来,金氏兄弟一直都是她节目的惟一发行人,但奥普拉通过自己的公司控制节目的制作。甚至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于1999年以2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电视联合公司“金氏世界制作公司”后,金氏世界公司也继续拥有出售奥普拉电视节目的权利。奥普拉的节目仍然获利相当丰厚,对每周观看奥普拉节目的人数进行的估计也各不相同,从1500万人到3000万人不等。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主要看是仅仅局限于美国观众,还是包括世界各地的观众。20世纪末,《奥普拉节目》获得的利润大约占金氏世界制作公司利润的40%,而奥普拉现在也是该公司的主要持股人之一。

  金氏兄弟人称“男孩子”,他们是罗杰和迈克尔,都是中年白人。他们兄弟一共有6人,在父亲查理·金去世时继承了一家摇摇欲坠的辛迪加企业。罗杰和迈克尔把一个收益不大的小公司变成了一个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大公司,之后又通过出售电视节目赚取了大量利润,从而成为电视节目的主要发行商。虽然他们的顾客大多是成功的游戏节目,但奥普拉是他们王冠上的一颗明星。有人预测如果奥普拉计划退休,她就会与金氏兄弟签署一份新的合同。最近有消息说,她已经“再三考虑退休一事”,这也毫不奇怪。2003年5月,她对公众说,自己还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放弃工作。

  尽管在财务上非常聪明,6英尺4英寸高、 200磅重的罗杰·金在与奥普拉做生意时也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他是一个个性丰富的人,喜欢赌博,挥金如土。然而,如果没有金氏兄弟,奥普拉也许永远也不会在电视上露面,永远也不会赚到如此多的钱。金氏兄弟以慷慨和用礼物诱惑顾客而闻名,与和金氏兄弟做生意的其他演艺人员一样,奥普拉也得到过他们慷慨相赠的礼物。

  虽然当奥普拉在芝加哥做节目时,菲尔·多纳休是访谈节目中的大哥大,人们在谈到他时,都把他当做白天电视的“主人”,但最终奥普拉超过了他。尽管奥普拉通过观看多纳休和巴巴拉·沃尔特斯的节目录像学会了如何去做,尽管她感谢多纳休为访谈节目在观众中奠定了基础,但她的节目采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多纳休与奥普拉之间十分友善,多纳休还对奥普拉与观众交流的能力给予了肯定,并钦佩她获得如此巨大市场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多纳休对采访记者说,他花了10年时间所取得的成绩,她仅在1年就实现了,这种上升速度简直就和冲天火箭(一种焰火。蜒译者注)一样。多纳休离开了芝加哥,但否认是因为奥普拉的竞争。他把节目播出的地点搬到纽约,但再也没能恢复他昔日在电视界的地位,于是便隐退了一段时间。2002年3月,他试图重返MSNBC- TV,但电视批评家对他并不看好。6个月后,他的新节目停播了。多纳休感情过于强烈,而奥普拉则显得轻松自在,观众与嘉宾都会积极响应她的提问,忠实地跟随她进入21世纪。

  来到芝加哥几年后,弗尼塔·李与弗农·温弗瑞的这个私生女就成了百万富婆。据各种报道称,她不仅是娱乐界最富的人,而且也是全国十大最富有的人。《福布斯》也将她列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称她的财产到1993年9月为止有9800万美元,比让奥普拉第一次实现拍电影夙愿的制片人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拥有的72万美元要多得多;也比喜剧家、电视演员,同时也是奥普拉所尊敬的朋友比尔·科斯比拥有的66万美元多。10年后,即2003年,当《福布斯》列出世界上最富有的100人时,奥普拉在美国黑人亿万富翁中名列第一。在222位美国人和134位欧洲人中,奥普拉的1亿美元财产并不是最多的,但她是照片出现在杂志封面上的3位亿万富翁中的1位,另外2位是沃尔玛商店的创立者萨姆·沃尔顿的继承人和计算机产业的明星、微软公司的创立者兼总裁、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

  1986年,奥普拉挣了很多钱,买了一套芝加哥人梦寐以求的湖边高级公寓,从57 层,她不仅可以看到湖边的风景,而且可以看到整个芝加哥。公寓里拥有人们可以想到的一切,甚至在有独立入口的卫生间里也有名牌服饰,如瓦伦蒂诺、昂加罗斯、克里齐亚斯。作为一位所谓的豪华女皇,奥普拉喜欢购买任何能吸引她眼球的东西,比如价格昂贵的进口棉制T恤。她还喜欢送钱给那些与她一起工作的人和朋友,比如她曾给送她的200位雇员每人一双精美的靴子。芝加哥的这套公寓里还有一间葡萄酒房和一只大理石浴盆,喜欢泡沫浴的奥普拉可以在里面泡澡,其中的水龙头造型像一只金色的海豚。洗完澡后,自称是个“喜欢在家的人”的奥普拉,可以从一大堆精致的睡衣中挑一件来穿蜒她说这些睡衣的数量可能有几十件。她的豪华生活还包括一辆价值10万美元的宝马。今天,她还拥有3座房子。她在印地安那州罗林-普莱里的家是一座160英亩的农场,其中有一块由华盛顿园林设计家詹姆士·范斯威顿设计的40英亩的草坪和一座价值200万美元的房子。奥普拉喜欢狗,而且养了几条,据她说是9条,其中她最喜欢的是两条西班牙长耳猎犬,分别叫所罗门和索菲,她还专门为它们准备了一间带暖气的狗屋。农场里有纯种马,还有一块直升机停机坪。一位名叫布鲁斯·格莱格的著名设计师为她在科罗拉多州特鲁莱德滑雪场旁占地85英亩的农场设计了另一座别墅。第三座房子是一块占地42英亩、价值5000万美元的别墅,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蒙蒂西托,房屋面积达2.3万英尺。据记者报道,奥普拉是用个人支票购买的加州房产。她还在夏威夷的毛伊岛拥有一些海滨别墅。为了从一处到另一处方便,她还买了一架喷气式飞机。

  奥普拉不断增加的财富允许她做一些更重要的交易。就在她与一些最著名的主持人齐名时,比如沃尔特·克朗凯特、戴维·布林克利、巴巴拉·沃尔特斯、泰德· 科佩尔,她从芝加哥的ABC-TV电视台获得了《奥普拉·温弗瑞节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并成立了哈普公司。此次交易后,为了给公司找一个办公地点,她购买了一座原来是曲棍球场的旧楼。将旧楼翻新后,她把它变成了一座多功能办公室和制片室,并带有一间温泉浴室和一间体育馆。她亲自挑选全部物品,大到地毯、瓷砖,小到门把手和装饰品。

  奥普拉是第一个拥有自己的制作室和制片公司的黑人女性,只有另外两位美国女性做到了这一点,而且都是白人:玛丽·皮克福德和露西尔·鲍尔。奥普拉是哈普娱乐集团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其任务是运作她的节目,制作各类电影、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专题片、儿童专题片和家庭录像。到2002年,《财富》杂志估计,哈普公司价值5.75亿美元,而奥普拉拥有其90%的股票。

  起初曾帮助奥普拉建立公司的前娱乐界律师杰夫·雅各布斯,几年后出任哈普公司总经理,并拥有公司10%的股票。奥普拉曾称赞他具有远见和想像力,虽然雅各布斯说奥普拉是个“实用派”蜒就像其他人对她经营杂志《O》时对她的评价一样,她掌管着整个公司的运作。一位作家写了篇关于奥普拉经济帝国的文章,将雅各布斯称作“战略顾问”和 “好斗的生意人”,而奥普拉本人对他的评价则是“锯脂鲤”(美洲热带淡水鱼,贪婪的肉食鱼,常攻击其他动物。蜒译者注)。不管评价如何,雅各布斯在奥普拉的成功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他不仅是一位总经理,而且是一位免费代理人,安排着奥普拉在电视与电影中的不同角色。在他们二人的带领下,到1994年,有着 221名员工、其中68%是女性的哈普公司逐渐壮大,于是奥普拉便雇用了一位首席运营官蒂姆·贝尼特,他原是一家电视台的行政管理人员,奥普拉对他十分欣赏和熟悉。

  奥普拉希望回报他人的愿望使她在1997年创立了“天使网络”。她创立这一组织的目的是鼓励有条件和能力的人们参与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做善事的愿望是她的强大动力,就像自己曾经梦想成为的传教士一样,她将善良的信息传递给他人。但仅仅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富翁,也无法在物质方面帮助那些无数的穷苦大众,因此,“天使网络”背后的动机就是促使其他有钱人通过善举或金钱回报社会。从一开始,参加这个网络的人就与另外一个著名的慈善团体“人道主义栖息地”一起,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住房,为大学设立奖学金,以便让贫困和优秀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并为那些服务他人的人提供大量奖金。“天使网络”最早的两个计划十分著名:一个是“建一座奥普拉房子”,这是与“人道主义栖息地”一起进行的;一个是“世界最贪心的银行”,这是呼吁为贫困儿童捐款的一个计划。

  1999年,奥普拉又做了一笔生意,与杰拉尔丁·莱伯恩和马西·卡西共同创办了一家新的有线电视公司——氧气媒体公司,她购买了公司8%的股票。据她所说,购买这个公司的原因,是她需要有一个声音,一个表达自己的工具,以显示自己与其他有线电视公司的不同。氧气媒体公司主要面向女性和她们关心的话题,但有时话题也会转向其他观众。节目全天候播出,没有休息日,但并没有取得意想中的成功。虽然增加了一个新的聊天节目《节目背后的奥普拉》,主要面向职业女性,但这个有线频道还是步履维艰,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看到这个节目,其数量在美国1.05亿个家庭中只有一半不到。此外,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女性观众更愿意看被称为“女人的电视”的“一生频道”。奥普拉对采访她的记者说,不管生活道路上有多少障碍和困难,从小时候(大约四五岁)住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州时开始,她就感觉自己的生活将会变得与现在完全不同,但她并不能说清楚自己的感觉。40年后,已是人到中年的奥普拉仍然记得童年的岁月与渴望,于是对韦利斯利学院的1997年春季毕业生谈起了她们即将走入未来的旅程。她对这些年轻女性谈到了自己,提醒她们生活本身“就是一段旅程”,并且列举了对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在谈到从自己的人生旅程中学到了什么时,她劝告这些毕业生遵循一些对她自己曾经非常有用的原则与方法。她说她必须去寻找自己是谁和不是谁,并提醒她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从自己的经验中去获取这种知识。

  正如奥普拉所说,她花了很长时间,吸取了许多所谓的教训才明白,我们只能做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哪怕这个人非常令人钦佩。当回忆自己刚刚起步时,她自嘲地说自己当时有些爱慕虚荣,试图仿效自己所钦佩的名人。模仿别人而不是做真实的自己,会使自己陷入灾难。她说,正是玛雅·安杰洛让自己明白了这个要从事实出发的道理,并且希望韦利斯利学院的毕业生们从一开始就这样做,而不是在经历许多失望之后才开始。奥普拉断言,用这种方式活着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至关重要。同时我们也要接受自己的错误,但仅仅接受错误还不够,在经历了人生的各种体验之后,一个人才会变得聪明,才会从失败中成长,才能勇往直前。

  奥普拉对毕业生说,在重新阅读自己保存了几十年的个人日记的过程中,她可以追溯自己的个人成长历程,从少年时代的愚笨和天真,一直到成年后知道如何过好每一天。在演讲中,奥普拉鼓励毕业生像她一样记日记,她在自己主持的电视节目和主办的杂志中就经常鼓励观众和读者这样做。这本日记不应该是一本普通的日记,而应是“一本让人快乐的日记”,是重要事件的记录,因为这种记述的主旨在于记录丰富多彩的生活,而非生活中的匮乏与不足。这本“让人快乐的”日记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相信生活中充满了可能性,相信宇宙的丰富多彩,就是相信我们的个人生活丰富多彩。

  奥普拉在精神上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她与所谓源泉,对她来说即上帝的联系感,她则称之为生命之力或“自然”、“真主”、“力量”。不管如何称呼这个源泉,它就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支柱。她并没有感到有必要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也不把信仰仅仅局限于传统模式。她承认自己并不经常去教堂,只是有时去参加礼拜,一般是在芝加哥南边的基督三一联合教堂,但是,她并不会把给哪个人的生活设立什么界限。她说,教堂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一个人能够找到与某种更高层次的力量之间的联系,那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她拿自己在事业上的经历作为例子来说明这种感觉,并希望韦利斯利学院的学生们要敢于梦想,因为没有梦想,就没有收获。

  从意识到父亲给了自己生活中的第二次机会时开始,奥普拉就一直在不停地工作,不仅在事业上,而且包括树立自己在娱乐界之外的形象。在她所扮演的众多重要角色中,一个最有意义的就是在2001年9月那次灾难发生之后。当时,她作为主持人,在纽约的扬基体育场主持了一个多教派共同参加的仪式。参加仪式的不仅有娱乐界人士,还有各行各界的人,有宗教界和政治领导人,也有演员和歌唱家,他们共同站在一起,向美国和世界展示悲剧发生后美国的团结。

  所有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那次悲剧,但有几千人感觉到的是亲人丧失的悲恸。通过访谈、音乐和写作,奥普拉谈到了失去与绝望的独特性以及生活中的其他痛苦,探究黑暗的角落与光明的未来。她在自己的杂志中,以《我确实知道的事情》为题写了许多专栏文章,其中谈到了悲伤与快乐、匮乏与满足、普通与奇迹、困境与衰落。她断言,所有这些都是生命旅程中的一部分,她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会创造自己的道路,而她也相信,这条道路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愿意,这些事情就是生命的全部。奥普拉劝告我们走自己的路,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对自己的幸福负责,我们必须首先给予自己爱,然后才能给予别人爱。她用自己的生活证明未来有着无限可能性,同时也十分清楚,即使她把自己的经验全部告诉大家,也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她所取得的成就。《华盛顿邮报》记者、CNN晚间新闻讨论节目的主持人霍华德·库尔茨写了本书《大话连篇——大家一起谈》,书中列出了一些他认为是“谈话大主教”型的演艺人员。所有这些人都是普通电视观众或广播听众所熟知的人物,甚至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的人,仅从日常谈话中也能认识他们。库尔茨从白天和夜间访谈节目主持人中选择了7位:拉里·金、麦克劳克林、林博、伊穆斯、多纳休、奥普拉·温弗瑞和科佩尔,其中奥普拉是惟一的女性。虽然奥普拉在库尔茨的名单中名列第6位,并不是什么领军人物,但不管排在第几名,她的热心观众的数量在白天的观众和听众中不是占第一位,就是占第二位。记者称奥普拉为“白天电视女皇”,因为到90年代中期,许多女性白天晚上都愿意看她主持的节目。也许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正像《因特网的娱乐业先生》所说,奥普拉是 “贝蒂·克罗克最具同情心的女朋友”。比起晚间访谈节目来,观众也许更喜欢白天更加轻松的访谈话题。晚间节目多是新闻类,专业性较强,而白天的节目用一些批评人士的话来说,话题大多是感情方面的,带有多愁善感、虚情假意和真心忏悔的味道。  

  电视访谈节目与广播一样年代久远,但其形式据说是随60年代菲尔·多纳休的出现而形成的。一些作家有时会把白天的访谈节目与肥皂剧相比,因为两者内容十分相似,所以访谈节目代替了一些肥皂剧并不是什么偶然。然而,研究通俗文化的学者将访谈节目的根源与19世纪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散布流言蜚语的街头小报、通俗闹剧、狂欢节表演、每天报纸上的女性专栏。此外,电视发明以前,真心忏悔型杂志曾经是理发馆最受欢迎的阅读材料,也被认为是访谈节目的先驱。二战前,《真实故事》和其他忏悔型杂志的封面被人镶在框架内,悬挂在饭馆的墙壁上,给人一种仿佛回到从前那个纯朴年代的感觉。在95号州际公路旁的南北走廊地带,有一家叫“饼干桶”的饭馆,其墙壁上就挂着《真实的故事》封面,上面写着吸引读者的标题:“事实比虚构还要让人感到陌生”。这个标题以及封面故事《我自己的恋爱陷阱》完全可以上今天的电视节目。从这种通俗文化的古老形式与今天访谈节目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出,在话题的选择上,两者对女性都有吸引力。制片人在选择话题时,并不是漫无目的,他们不仅要注意女性观众的兴趣,而且要观看其他电视台的节目,要观察娱乐界的名人,要与一些街头小报保持同步,比如《国家探秘报》、《星报》、《环球》和《人民报》。最近,有人认为所有访谈节目,包括白天的和晚上的,都有一些共同特点,这种说法并不准确。90年代以来,一些白天或晚上的节目所关注的问题有些改变,这使一些作家注意到,即使是严肃的新闻节目现在也是以娱乐为导向,而在某些白天的节目中,对有意义的问题进行的讨论也更多了。抓住观众的兴趣与注意是电视一个永恒的主要任务。使晚间访谈节目变得轻松的因素,也许来自于一些著名人物出现在幽默喜剧型节目中,比如克林顿总统、戈尔副总统和布什总统,他们经常在这种节目中露面。比尔·克林顿曾在电视上表演过萨克斯管,戈尔在《周六夜晚现场》中再现了2000年民主党大会上的接吻一幕。那次获得提名后,戈尔与妻子曾热情激吻,新闻节目也对此进行了报道。说到接吻,奥普拉曾被几位总统候选人亲吻过,包括曾在节目中说自己最喜欢的三明治是花生奶油型和果酱型的乔治·W·布什。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劳拉·布什也在奥普拉的节目中露过面。

  另一方面,制片人也试图改变夜间访谈节目观众数量日益减少的状况,邀请著名的新闻记者做嘉宾。最近的每一届政府成员都当过夜间和周末白天访谈节目的嘉宾,周末访谈节目大受欢迎,这使各电视台都争相邀请他们做嘉宾,于是这些人便马不停蹄地出现在一个又一个的节目当中。所有各方都从其中得到了好处:政客在一种党派不太明显的环境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主持人则提高了知名度。

  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周末和白天的访谈节目,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节目,其收视率如日中天,一位叫彼得·卡尔森的记者称之为“美国一个发展飞快的产业”。每天播出的访谈节目飞速发展着,一直到90年代末,有些令人讨厌的节目停播了。但直到那时,越来越多的节目都有一种哗众取宠的倾向。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谈,嘉宾愿意向人们诉说自己生活中的隐私,这些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人。虽然医生的报告说,病人一般都不愿意与他们讨论与性有关的问题,但他们在电视上似乎什么都愿意说。在奥普拉的节目中,有许多都是在讨论这种个人问题。卡尔森为准备撰写一篇研究访谈节目实质的文章而在一家汽车游客旅馆住了24小时,搜寻播出这类节目的电视台。在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些节目的片断:菲尔·多纳休在大谈女性乳房的广告价值;蒙特尔 ·威廉姆斯在节目中建议一位男子“把屁股放在监狱里”,直到不再憎恨他人为止;凯西·李则幽默地述说自己关于“乐事太多”的感觉;杰里·斯普林格则充满感情地劝告一位改过自新的纳粹分子,说如果想得到大家的注意,可以做些其他事情,比如脱掉衣服;拉什·林博对无家可归者及帮助他们的人进行嘲弄;詹尼·琼斯问一位12岁的小嘉宾,她为什么要有性生活;而当节目结束时,对配偶的性生活表示怀疑的两个人还打进电话来,要与主持人通话;莫里·波维奇在节目结束时,播出了第二天节目的片断,其中有一位妇女想和同一城市中的所有人发生性关系。之后,在下午4点,卡尔森把台换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奥普拉”主持的节目,那天她的话题是电视新闻记者的悲剧。当一位嘉宾谈到自己不能到死去女儿的墓地时,奥普拉的反应是“哇!”,她经常在首次得知一件事情时使用这个词语。

  当奥普拉于1986年在芝加哥开始当主持人时,没有人能预测到她的节目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会对当时那位不可代替的白天电视之王菲尔·多纳休会产生什么影响。很快,她就要夺取多纳休的宝座,但她一直认为多纳休是电视工作的开创者,是他创造了她后来所仿效的这种“单一话题形式”。她认为,多纳休的不同观点对于电视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节目不仅为奥普拉,而且为所有其他白天访谈节目建立了一种模式,多年以来,电视评论人士都对严肃而有创新的多纳休节目大为肯定。然而,与奥普拉一样,多纳休的批评者也有很多。批评多纳休最厉害的一个,是CNN晚间访谈节目主持人霍华德·库尔茨,他认为多纳休的节目没有什么优点,为了吸引观众,只是在以一种值得质疑的品位寻找目标。库尔茨使用了一些刺耳的语言,批评他“没有品位,自以为是”和“喜欢说教”。但库尔茨也同意,多纳休并不是一位普通的主持人,他曾在节目中邀请总统候选人作嘉宾。不过,库尔茨主要关注的是多纳休节目所带的那种俗气,似乎在他身上发现了比其他电视主持人更多的缺点。1994年,库尔茨和多纳休曾在CNBC(美国全国有线电视公司)一个由多纳休主持的访谈节目上面对面地交过锋。

  库尔茨在列举和描述奥普拉节目所讨论过的哗众取宠的话题时,没有给她“通行证”,但他也像一些文章的作者一样,指出奥普拉对节目中的一些问题也感觉有些不安。她强调说,自己没有控制他人或从他人的不幸中渔利的想法,并反复强调自己的愿望就是做好事。看一看她对美国甚至是国际上的贡献,谁能对她的话表示怀疑?库尔茨本人尽管对她的这番话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表示出明显的冷嘲热讽,但还是对她的意图给予了承认。他还对奥普拉能够从开始的模仿到后来的创新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一开始,访谈节目涉及的内容从低级的到严肃的,什么都有。在这些节目中,奥普拉的节目在风格和制作质量上总是占据着首位,从而在“艾美白天电视节目奖”和“终身成就奖”上获得了最高评价。当她决定提高节目的品位时,对节目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动。在白天访谈节目竞争日益加剧、话题变得越来越让人反感的那些年,《奥普拉·温弗瑞节目》在抛弃俗气的东西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大家似乎都在比谁的话题更加令人震惊时,她却在提高节目的质量。同时,其他主持人如杰里·斯普林格主持的节目粗俗不堪,以致于一篇文章的作者称这些节目为“荒芜的沼泽”。不用说,并非所有观众都对奥普拉提高节目质量的努力表示肯定,有时观众也会改变兴趣,把台换到斯普林格的节目,这项90年代所做的调查显示,两位主持人呈现出一种拉锯战状态。但即使是认为白天节目没有价值、质量低劣和有伤风化的批评人士,也对奥普拉的改动表示赞同,说她的节目是最好的,是一个“一鸣惊人的举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记者都赞同她的做法,一些电视文化领域的人继续对她的节目进行攻击,对节目的90度大转弯视而不见。批评奥普拉的人对她在美国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担忧,认为她在迎合和支持平庸之举。此前,有人曾批评她反感男性。尤其是黑人记者,他们认为奥普拉对待黑人男性的态度极不友好,对此他们极为愤怒。其他批评人士认为她在散布大杂烩型的唯心论和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学,并多次用“过于敏感”来形容她的主持方式,说她是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公开忏悔者,而且与其他主持人一起,创造了美国文化中对受害者的一种不健康的关注。记者和医生将节目中所宣扬的自助疗法比作感情上的创可贴,认为它们对真正的治疗起到一种破坏性作用。他们强调,访谈节目仅仅是个节目,并不是治疗方法,而节目中的所有人,包括嘉宾,都是在演戏。当奥普拉决定提高节目的质量时,她去掉了许多不太光彩的话题,并邀请了更多的专业人士作为嘉宾,这样,对讨论的一些问题便可以进行严肃和有创见性的分析。当国民希望得到当前事件的信息和精神上的慰藉时,比如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伊拉克战争一触即发、经济萧条,《奥普拉·温弗瑞节目》便达到了一些最优秀的电视节目的水准,如吉姆·莱勒主持的《新闻时分》(News Hour)或CNN一些令人难忘的节目。就在对伊拉克局势做出决定的那天前夜,2003年2月6日,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对联合国代表发表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之后奥普拉在NBC和氧气媒体电视公司的节目都把焦点放在了美国及其盟国所关心的伊拉克问题上。奥普拉与一些作者合作,比如《纽约时报》关于中东问题的著名专栏作家汤姆·弗里德曼和国外的一些记者,并在CNN的支持下,制作了一期节目,对国内外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了介绍。这期节目不同寻常,因为它与奥普拉的大部分白天节目不同,是完全没有经过准备而直接播出的,节目中甚至有些观众对汤姆·弗里德曼的观点进行了强烈批评,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接下来的节目又回到了所有节目中即使不是大家最喜欢的、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话题上:体重。如果你能数清奥普拉节目中每个话题出现了多少次,那“体重”这个词出现的可能是最多的。奥普拉说过,体重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观众和文章作者都提到过她以前曾播出的一期节目,节目中她推了一车肥肉走过直播间,向人们介绍她自己的减肥成果。她还定期制作关于所谓感情饮食的节目,嘉宾是她的好朋友鲍勃·格林。格林谈到锻炼和制定计划的重要性,奥普拉则说可以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感想,这样可以看到自己暴饮暴食的倾向。格林和奥普拉是关系非常不错的朋友,他们在节目中经常开一些轻松幽默的玩笑。

  有时,奥普拉和邀请来的专家所做的一些评论,被用于突出这个节目或嘉宾无拘无束的特点。虽然现在哗众取宠之类的节目比节目改革以前少了许多,但少并不意味着没有。

  在乏味或有意义的话题中,能看到一些不寻常的坦白和忏悔。例如,近期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几百人交换性伴侣的问题。这个节目体现了奥普拉的许多主持特点,比如展示嘉宾减肥前后的照片、隐私告白、情感和幽默,正是这些特点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关于奥普拉主持风格的文章连篇累牍,有人说她善于即兴发挥,令人耳目一新,说她不喜欢准备讲稿,喜欢用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她失去了当年在巴尔的摩的一个新闻播音员的职位,却使她在芝加哥成为一位成功的访谈节目主持人。虽然无数文章都谈到了这位明星的自然风格,谈到她自我表白的冲动,但一些记者说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做法,意在创造一种真实感。甚至当她的问话和评论看似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时,也被认为是事先经过了精心准备的。然而,记者马西娅·安·吉莱斯皮为奥普拉辩护说,奥普拉并不是一直都是处于一种轻松幽默的状态,她的谈话中也没有什么无意义的废话。另外,还有一位批评人士对她节目的真实感提出质疑,称她是个“骗子艺术家”。还有一位叫德博拉·坦嫩的男女语言模式问题的权威人士,说奥普拉的这种“亲切谈话”能力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谈话模式。实际上,访谈节目的自由度很小,有观众认为,像《首都帮》(Capital Gang)这样的晚间访谈节目是一种粗制滥造的东西,但《华盛顿人》一篇关于罗伯特·诺瓦克的传略说,诺瓦克在公开场合的人格面貌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显然不同于他平时的性格。他在一些问题上采取挑衅性立场,目的就是要挑起那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们的反对。这种做法对观众来说极富吸引力,而看似没有讲稿则可以让奥普拉运用她独特的幽默感来吸引观众。在一期关于战争问题的节目中,奥普拉利用幽默来调解紧张的气氛:“你们的性生活感觉非常好,在床上滚来滚去,感觉美极了,第二天你却发现他仍然是个傻瓜。”她的幽默并不总是这样明显,有时仅仅是带有一些暗示性,比如在一期关于变性的节目中,当时,她的嘉宾简要介绍了这种已经做过的生殖器手术,她则半说半哼着一首老歌:“是的,我们没有香蕉。”她的嘉宾随即自然地说道:“是的,我们有阴道。”演播稿上没有这些?也许,但也可能并非如此。她那些经常带有淫秽色彩的幽默还让一些喜剧演员模仿她做一些滑稽动作,《周六晚上直播》中就有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当时,这个节目搞了个讨论,题为《阴道独白》,用奥普拉采访第一夫人的图片来讽刺奥普拉和一部戏剧的标题。

  在一期关于时装的节目中,话题对大家来说都比较新鲜,而奥普拉的幽默随处可见:超短连衣裙、斜纹布、毛衣。有时她会对自己的身体自嘲一番,而在看到苗条的模特时,会扮个丑脸。在看到某个模特两个乳房之间的距离比较大时,她假装天真地问道:“她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但是,她的确喜欢衣服,这可以从她近几年照的几百张迷人的照片中看出来。有一年,她制作了一期整整一个小时的节目,嘉宾是深受人们喜欢的服装设计师唐娜·卡伦,其设计的昂贵服装也许并不适合奥普拉的大多数观众,但即使这些观众不买这些服装,他们也喜欢看这个节目。唐娜·卡伦也因其慈善活动而闻名,而这正是奥普拉邀请她做嘉宾的原因。

  另外一期节目的主题是“看起来漂亮”,与其中所讨论的问题的严肃性完全相反:每位嘉宾必须面对财富与虚荣的斗争。第一位讲述自己故事的女人是个电视新闻记者,她对头发非常看重,但因患癌症头发一根也没有了。戴上假发后,她又明白了,自己是个癌症患者,现在还活着,这一点比头发重要得多,于是她从此上电视时也不再戴假发了。第二位嘉宾讲述了自己为了丈夫,为了保持年轻和美丽,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整形手术,然而,手术使她浑身疼痛,神经受损。结果,她失去了一切——金钱、事业,丈夫也跟其他女人走了。第三位嘉宾为了使自己更加吸引人而变成了一个所谓崇拜太阳的人,结果脸上长了黑色素瘤,毁了面部和牙齿。最后一位嘉宾是个黑人女性,出生时就患有白化病,年轻时受了许多苦,上大学后大家接受了她,从而使其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毕业后,她当了一名老师。节目的最后一幕突出强调了隐藏在这些摆脱虚荣的故事背后的伦理道德的力量。

  关于电视对美国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影响,许多文章都有涉及,而且这些评论、文章与书籍的观点也大体相同。因为电视在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形象塑造者的中心作用,对世界各地人们的态度、行为、哲学、政治与消费模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数记者认为,社会名流在电视上对某种产品甚至抚养孩子的方式表示赞同,要比其他人所能提供的所有东西都具有商业价值。在奥普拉制作的所有节目中,广告每几分钟出现一次,占用了大量时间。在某期节目中,播放的广告有汽车、减肥产品、动物食品、喷雾杀虫剂、快餐、洗碗机、奶油和果汁。明星是节目、问题和商品销售套装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些节目(和杂志)通过对各种日用品进行宣传而获利甚丰。在某期于春季播出的节目中,奥普拉一身绣花棉紧身上衣的装扮被一位记者称为“最佳广告”。这期节目的主题是“春天奥普拉最喜欢的东西”,而奥普拉则对这件紧身上衣和展示的18件其他物品“大加赞扬”。节目一结束,出售这件衣服的波士顿-普罗珀公司电话便响个不停。据其母公司马克集团公司统计,该公司每分钟便可以销售出1件衣服。另外一次,当西尔维斯特·斯塔洛恩作为嘉宾出现在节目中,奥普拉说,比起从爱尔兰购买的亚麻床单来,自己更喜欢“T恤型床单”和法国农村“小老太太”制作的东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芝加哥出售这种东西的沙比-齐克商店便出现了抢购的场面。

  一些公司纷纷注意到,女性不仅观看电视上的商品广告,而且购买奥普拉推荐的东西。奥普拉对销售有着一种强大的影响力,正如保罗·奥厄斯在其文章中所说:“奥普拉穿什么,观众就会买什么。”举个夸张的例子,当某种胸罩出现在奥普拉的节目中时,佛罗里达州知道“奥普拉”这个名字的影响力有多大的一家内衣商店,便在报纸的分类广告中打出广告,大意是他们有奥普拉节目上的那种胸罩。这个广告尽管篇幅很小,但吸引了棕榈滩的女性,许多人购买了这种胸罩。另外一次,奥普拉提醒大家注意一种据说可以提高女性性冲动的药,之后马里兰州一家定制药品的小药店便接到了一大堆电话。不管是什么产品,许多得到好处的公司纷纷对奥普拉在销售上的这种影响力发表评论。西蒙-舒斯特公司一家分公司的经理说,由于观众对她有一种极强的信任感,他们会完全按照她的建议去做,这样奥普拉“一直都在创造着市场”。在另外一期节目中,一半时间都是由《回到餐桌》的作者、奥普拉现在的厨师阿特·史密斯做厨艺表演。史密斯在表演时,奥普拉一边逗趣一边在演播厅里来回走动,并说她喜欢吃马铃薯,甚至比甜食还喜欢。以食品和食品的制作方法为话题,为奥普拉提供了做广告的机会,她大力推销“箱与桶”连锁商店的产品。在介绍价格时,她刻意淡化自己是在做广告这个事实,幽默地说希望能打些折扣。

  然而,有一小部分人对奥普拉的推荐是否真实提出了质疑。哈普公司一位对奥普拉不满的前雇员,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她的长篇大论,认为奥普拉所做的几乎每件事情都带有被她控制和商业化的倾向,都是在为她自己服务。她声称,奥普拉与许多公司、网络和出版社都有所谓的商业联系或报酬协议,她本人就是一个 “世界级大骗子”,她之所以能有一大堆观众,是因为光凭她的名字就可以卖任何东西,而公司对她如何做的并不感兴趣。这位作者叫伊丽莎白·科迪,曾是《奥普拉·温弗瑞节目》的高级助理制片人,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在抗议终生不允许雇员撰写或谈论奥普拉的保密协议。科迪声称,她想写一本关于奥普拉运作公司的书,但法庭对保密协议持肯定态度。

  虽然数百万的支持者远远比批评者多,但除了科迪仍然还有一些异议人士。一本名为《大家都喜欢奥普拉》的书中,就提到了一些对奥普拉不满的记者的名字,其中有一个《芝加哥太阳时报》的记者,叫P.J.贝德纳斯基,他在1986年说,奥普拉在性问题上没有道德意识,对重要的道德与社会问题避而不谈。然而,奥普拉的许多活动以及她因此而获得的赞誉,似乎与贝德纳斯基在1986年所说的“不关心社会问题”相互矛盾。对于这位明星,人们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做了多少好事。这本书中引述的其他否定性言论,出自《间谍》杂志上由比尔·齐默撰写的文章。齐默在文章中说,他不喜欢她的语言、使用著名人物名字的方式和尖刻的风格,还发现与她共事的人喜欢阿谀奉承。他甚至嘲笑奥普拉的容貌,这一点与其他许多记者一样,他们似乎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奥普拉的“阿基里斯之踵”(惟一致命的弱点。——译者注)。

  在电视上频繁出现也是销售某种产品或斯泰德曼 ·格雷厄姆用于区分产品的“品牌”的一个主要因素,包括书籍、电影、政治立场,甚至造成某种立场的政客。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总有一些公司要进行长年不断的民意调查,以跟踪那些无法通过销售数据来加以衡量的产品的效果。既然是这样,也就不奇怪“销售”或形象背后的利润分成了两个方向,一个是访谈节目,一个是某种品牌或产品的供应商。

  几乎所有通俗文化研究都发现,电视使美国人的生活与文化多样性变得模糊不清。不管主题是什么,不管嘉宾是谁,根本的结构与价值观都是中产阶级的。因此,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符合那些特定的价值观,用巴巴拉·埃伦里奇的话说,就是“中产阶级关于责任、理智与自制的价值观”。这种课程的讲解是在“娱乐面具”的掩盖下进行的。虽然并不是所有访谈节目及其观众都是相同的,但观看奥普拉直播节目的人,一般来说80%都是白人、中产阶级和女性,他们想听一听其他女性的烦恼,即使嘉宾来自不同的社会、文化与经济阶层。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观众在听到他人讲述自己的烦恼时,会有一种满足感,不管他们是否与这些烦恼有关系。在那种观众认为是禁忌或邪恶的讲述中,存在着一种心理宣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似于推理和犯罪小说对众多读者所具有的那种吸引力。恐怖情节和片断对那些不残忍的人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有意思的,因为正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这些人可以在不参与其中、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获得这种体验。

  媒体界一些措辞强烈的批评人士认为,白天的电视节目有两个相反的特点:一个是对会话式的、普通的和平淡的东西进行放大与操纵,突出的是大家都接受的传统观点,而非探究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另一个与前者采取不同的方式,类似一种缩微型的街头小报,以呆板的形式,利用个人的讲述哗众取宠,并将其单一化。复杂的问题被掺入水分,以期立刻就能找到解决办法。由于电视时间所限,毒品或性虐待、贫穷、暴力和其他主要社会问题被塑造成可以找到解决方法的故事,就像是一部有引子、情节和结局的三幕剧。最为极端的行为变成了戏剧,现实也被这部戏剧所取代。除去那些无数的广告,在一小时的时间里,问题被提出、戏剧化和讨论,最终找到能够吸引观众的解决办法。白天的电视节目是给广大观众看的,就像大多数电影一样,也运用了基于时间转换的同样的技巧。由于节目中介绍的事情发生在从前,与真实的情况不同,其速度可以加快,也可以慢下来;一个场景可以在瞬间切换到另一个;各种体验与场景在现实中也许并不相关,但也被搜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故事”;通过多镜头、变焦镜头、镜头拉近或拉远、照明和布景、声音效果和音乐等手段,大多数电影制作方面的技巧都可以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奥普拉制作的一期关于男女衣服混穿和变性问题的节目中,嘉宾的人生历程,与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孩子及外部世界的关系,决定和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小时的时间限制内进行讨论。

  由于观众各不相同,白天与晚上的电视节目存在着重要差别。虽然两者都有名人或专家参与,但数量有所不同。一般白天的节目大体上不邀请明星或学者,白天的节目似乎重在日常生活,嘉宾多为普通人;而晚上的节目则邀请专家参与,大多数晚上的访谈节目,除了那些由喜剧演员主持的,其余的都是关注新闻或政治问题。即使白天和晚上的节目制片人都邀请一些活泼和喜欢辩论的嘉宾,他们也并不完全相同。

  白天的节目“青睐普通人而非专家”,因为普通人的故事更加个人化和感情化,这正是观众所期望看到的。主持人很少在一开始就露面,但制片人还是一直将他置于前台。制片人通常是女性,她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所谓受人欢迎的故事。事实上,埃伦里奇认为,“情节总是一个样”。因此,为了吸引观众,制片人就得不断地寻找嘉宾,挑选不同的故事、个性和容貌,最后还要从选出的嘉宾身上找到充满激情的启示。正如琼·沙特克所说,虽然这种节目表面上的单一性实际上是刻意为之,但是很少有观众能意识到,这些并非专家的嘉宾在录制节目之前就已经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制片人及其助手用“露面和讲述”这种方法,指导着这些嘉宾。就像电影导演一样,制片人想制作出一种感情最为强烈的作品,但又想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与专家所谓的“酷”相反,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嘉宾被鼓励用言语和身体动作表达自己的全部感觉,以便使坐在直播间和家中的观众都能够被故事所吸引。为了避免偶尔会出现的错误,制片人要提前认真地检视嘉宾的背景,从证明他们故事真实性的信件,到佐证性的讲话、磁带、图片以及医生提供的信息。在节目播出之前,制片人必须对嘉宾的外貌、衣服、头发和化妆给予认可甚至修饰,这样他们才能吸引观众。

  许多人并不认为访谈节目有什么意义,而这类节目的忠实观众称,它们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了意义与知识。他们在提到奥普拉时,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带着一丝亲切与钦佩,还不时地提到她所做的那些“好事”。有些人每天都看奥普拉的节目,他们在说起她时,好像与这位明星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哈普公司前制片人科迪这样描述观众的反应: “当奥普拉走进直播间时,他们大声叫着,当她对着他们讲话时,他们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渴望能与她进行交流。记者还报道说,当一位观众述说了自己曾经受伤的经历后,奥普拉便离开舞台与他拥抱。所有白天节目的主持人都和那些晚上和周末的节目主持人,他们要营造温馨、亲密、友善的气氛。每个人都使用自己的名字,而大多数主持人,包括奥普拉都尽可能使用人称代词,以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在那些主持人拿着麦克风走来走去的地方,奥普拉有时会与观众坐在一起,偶尔利用一些间隙与一些人交谈。表面上看这可能是即兴之作,但实际上主要是作为访谈节目各个阶段和广告之间的转换。

  一些作家,大多是通俗作家,认为谈话节目猥亵下流。这并不一定是节目主题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来宾被利用了。记者巴巴拉·埃伦里奇对节目的参与者进行了研究,认为来宾们都被剥夺了爱、尊敬和希望,而这些正是他们愿意甚至努力在其生命中所要发掘的东西。她宣称,她们的家是“移动式住房和租来的”,很多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可能正在靠福利生活或者无力支付钱款,或者必须打两份工才能生存下去。不管他们处境如何,他们都变成了用来娱乐的展览品。另一位作家说,来宾往往接受了自己被污辱的现实,而观众则好像在访问贫民窟一样。《纽约时报》的记者对这些访谈节目极为蔑视,珍妮特·梅斯林将其称为“垃圾马拉松”,安娜·昆德勒则把这类节目描绘成晾干的脏衣服和对黑夜的揭露。电视毕竟是一种产业,整个行业都要按照辛迪加模式来看问题。观众作为一种商品必须卖给做广告的,而这些做广告的则要把他们的产品推向市场。然而,很快导演们开始推出不同于其他电视台的新颖节目。通常,为准备一次节目只需要一个星期,导演更像是记者一样在嘈杂的、装满了可以想像得到的所有研究报告和出版物的办公室里工作。节目的主题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新闻,主要反映个人和国内问题。尽管不断播出的节目超出了一般观众的经验与思考范围,但这些问题的吸引人之处是多方面的,这种喜爱与人们通常对报纸上C或D版女性喜欢的故事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然而,访谈节目的主要内容几乎一直就是那种传统的、奉公守法式的和道德说教的类型,《奥普拉·温弗瑞节目》也是如此。

  奥普拉访谈节目的嘉宾看起来是随意挑选的,但入场券很难搞到,可能在节目开播的前几个月就得提前下手了。甚至到了这里也未必能够当上嘉宾,这是因为某些颜色在电视里视觉效果不好,因此进入摄影棚里的嘉宾被要求不要穿浅褐色或白色的衣服,并由协调人挑选一群有着多种背景的嘉宾在节目里起到积极的作用。为《太阳哨兵报》供稿的作者凯思林·怀特博尼描述了她参加这次节目的一些细节。首先在哈普公司综合大楼的入口处接受安检,包括检查手袋、拆看照相机、手机。在等候被允许进入演播室时,客人可以自由参观一家不大的礼品商店,但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奥普拉纪念品。令人奇怪的是,本来以为奥普拉热情好客,可这里并没有为他们准备什么礼物,而是在每个椅子底下放了一盒纸巾。怀特博尼不无讽刺地说,这是为来宾在动情的一刻擦眼泪用的。节目开始前,除了嘉宾外,有些观众也得进行培训,因为在节目里他们也将进入摄像机的拍摄范围。虽然所有观众都要通过鼓掌、问问题或者表现出热情来参与到节目中来,但灯光还是都打向了那些特殊的人们。在节目开始前,有一个活跃气氛的过程,然后主持人才会出现。

  只要对访谈节目有一段时间的观察,评论家就能了解所有访谈节目的架构,但一位叫吉恩·沙特克的作家已经把访谈节目在形式上分解为七个部分,形成一种模式,甚至每个部分所需要的时间也算了出来。

  第一个部分是最长的,而最后部分最短。第一部分,由主持人介绍主题和嘉宾,需要13~17分钟,在这个阶段,主持人要扮演好倾听者的角色。第二部分,在主持人和观众的参与下,问题或挑战出现了,他们可以提问也可以谈一谈一些相似的经历,这里大约需6~9分钟。第三部分更短,4~6分钟,这里为不同意见者提供时间。在这个阶段,如果有专家到场,不同意见者还要提供更多的信息。第四部分,听众将会有3~6分钟的时间向专家提问。此时,其他听众也可以参与,或者主持人可能会放弃旁听者的身份,变为一个讲述他或她自己故事的参与者。一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该到了寻找解决办法的阶段,即第五阶段,时间大约2~5 分钟,以提出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此时,主持人和专家站在一起,但观众可能并不一定都同意。另外2~5分钟,也就是第六部分,主要用来寻求可能的答案。第七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在30秒到2分钟的时间内,已经几乎没有时间再展开和探讨任何问题,此时不论是专家、嘉宾还是观众的总结性发言,都是肯定和积极的。

  这套节目经常会录制几个星期的时间,以方便节目的播出,并方便制片人去编辑它,从而决定哪些内容需要播出,但要排除那些即时新闻和人们当时对相关问题的反应。尽管观众也知道节目做了预先安排和准备,但大家并不以为然。尽管有些人怀疑奥普拉的真诚度,并抨击她是个十足的演员,但大多数人们视之为自然流露,并称赞她那一口脱口秀。大家都非常信任奥普拉,似乎并不在意节目中的一切都是已经安排好的。

  随着她每周5天节目的不断播出,一年下来奥普拉已经与很多名人合作过,包括电影明星、舞台演员、歌手、舞蹈演员、工程师、作者、乃至一些世界名人。其中有一些最著名的人物,比如1993年2月,她对迈克尔·杰克逊进行了90分钟的采访,收视率达到了9000万人;还有麦当娜,当时的另外一位红星,同样吸引着大众的眼球。在与其他名人的采访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奥林匹克滑冰冠军奥克萨娜·拜尤尔,在酗酒问题上持不同态度,使她们形成了鲜明对比。有俄罗斯文化背景的拜尤尔支持酗酒。其实奥普拉坦诚的交流也是有选择的,比如她就曾经拒绝采访丹尼尔·罗德曼,因为他最近出版的书对她的节目有淫秽的描述。当然,她的节目并不仅仅邀请名人来参加,很多节目的参与者都是来自平凡工作岗位上的人。比如有一期采访了一位敲钟的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有一次,奥普拉在芝加哥搞了个约会游戏,安排了一个东哥伦比亚的独身女性与一个克利夫兰的未婚男电视评论员的约会。还有一次,她试图让一个市井男士努力去做一个政党领袖,在那个节目中,他用奥普拉的方式设计了解决国家基本问题的方法。后来,奥普拉还安排一个9岁的男孩扮演一个反恐精英的角色,去对付恐怖袭击问题。

  暴力恐怖,已经从个人问题发展为社会问题,在奥普拉的诸多职业中,到处都充斥着这一重要问题,包括在电影、演艺、杂志和她的电视节目中。1992年在马丁·路德·金的诞辰纪念日上,奥普拉宣布她将在来年就13件相关的事件举办“1992年种族主义”论坛。就在奥普拉宣布要举办系列论坛后不久,一名叫罗德尼·金的黑人在一起交通事故之后遭到了警方残酷的殴打,这一事件引发了洛杉矶的暴乱。奥普拉举办了两期节目讨论事件的双方,同时邀请了各类观众一起参与,评论当时的法制体系和种族关系。从那年的2月到11月,她的系列节目涉及了很多不同主题的暴力冲突,从种族主义到种族之间的仇视(包括美籍日本人与美国人间的抵制)。

  一些记者和学者指出虽然奥普拉的主要观众是白人,但她仍是一位出镜率非常高的黑人艺术家。虽然她的节目有很多都涉及到种族冲突、黑人在艺术和教育中的未来发展方向,但这些并不影响她在白人观众中的形象和地位,而这些对于黑人观众又显得十分重要,所以有人说她在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些认知来自于她的政治活动和民权运动。当然,也有人指出她的节目有经济利益导向,节目中的广告必须在种族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但是在那些一系列的暴力问题节目中,奥普拉没有保持中立态度。尽管大家都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最终达成了一致,认为种族主义是不受欢迎的。奥普拉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建设性的,她说缺乏自尊是导致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很多学者反对她的观点,但她坚持认为种族主义者是无知和怯懦的,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否则,一代代的人们将会延续这种偏见。语言本身,甚至也可以带上种族主义色彩,她承认自己曾经也用过一些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语。因为愤怒并不能解决一切,奥普拉建议人们必须达成一种谅解,从内心深处改变他们的态度。然而,还是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非议,认为她的想法太主观、太理想化了。

  有一位黑人听众对奥普拉的节目提出了异议,他说:“听着,奥普拉,当你制作完节目,你会回到你奢华的豪宅,而我们回到家中却十分清贫,空空的冰箱、哭泣的孩子、没有尿布、没有工作,人和人之间是很不一样的。” 奥普拉曾经为无法解决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感到苦恼。根据贾尼斯·佩克的长篇报告《文化批判》所讲的,每当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中时,奥普拉就会转向另外一个发言者或者经纪人。所以,根据这些分析,不论是奥普拉还是那些占主导地位的白色女性选民都十分强调“个性的转变”。

  与那些种族冲突系列事件相似,奥普拉·温弗瑞的节目也同样涉及到其他媒体所关注的问题。现在,DNA检测已经在很多方面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奥普拉在一期节目中就一些关于DNA检测的新闻事件进行了讨论,有些观众觉得非常吃惊并且抵触,而另一些观众则对这种方法的结果和判断感到满意。对于那些感到吃惊的人,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妇抚养着一个8岁的孩子,当母亲死后,一个陌生人声称这个孩子是他的,要求把这个孩子带走,因为当初他曾经和孩子的母亲有染。还有一个故事,当DNA检测技术还没有开发出来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士兵在越南战场上坠机身亡,而其身份辨认成为难题。DNA检测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蜒来将这位士兵的坟墓打开,取出标本,与其母亲的血样DNA检测结果匹配,从而断定了他的身份。在另外一个故事中,同样是DNA检测技术帮助一位女士指认出六年半以前曾经强奸过她的人。健康话题激发了她很多节目制作的灵感,尤其是她自己经历过一些病痛之后,经过她的现身说法,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健康状况。她对更年期的认识,从否认到接受还曾经引发了社会上的思潮。很多医生赞成通过大众传媒来宣传关于更年期的健康知识,然而一些物理学家和科学家一直反对那些商业广告,认为他们打着各个公司的招牌,促销药品、设备等五花八门的东西。然而,当奥普拉的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奥普拉的网站被雪花一样的电子邮件塞满了。

  另一类完全不同的健康问题是在2002年播出的一期,她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母亲谋杀了自己的孩子。类似这样的事情曾经常在电视上播出,主持人与那些当事家庭一起讨论和分析原因。奥普拉的一个节目叫做《曾经的悲伤》,这个节目讲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而且形成了她的节目的固定模式,比如:一系列的故事情节、一些录像片断、一些人的证词、一些专家的建议以及一些统计或计算数字。该节目比其他的媒体提供了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而且风格也有所不同。一些谈话节目经常会把一些沉重的话题变得轻松。在奥普拉的节目中,一位专家解释了关于更年期与心理问题的有关问题。因为每年有200多个孩子因为母亲的精神不正常而犯罪,专家们警告大家要注意一些不寻常病例的观察,以尽早地将隐患排除。

  这个节目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并且也经常会用一些方法和技术来调动观众的情绪,在节目中,被杀儿童的照片、守夜的蜡烛唤起了大家的哀思。有时候,夸张的手法胜过那些沉重的警告,比如说那个母亲溺杀自己和孩子,然后镜头切换为父亲在孩子的坟墓边哭泣,这些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当然,节目的情调并不仅仅是悲伤,有时候气氛也很欢乐。比如在情人节那天,主题是夫妻之间谁为彼此付出得更多,少数参加节目的人还得到了奖品。有一期,一位丈夫因为贫困而买不起订婚戒指,而她的妻子依然冲破了家庭的阻挠而以身相许,奥普拉送给她一枚两克拉的钻戒;还有一位男子散尽所有的积蓄娶了一位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为妻,奥普拉送给他一辆价值两万美元的自行车;还有一对80多岁的夫妇,从二战结婚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那时候他们只是在部队进行了简单的婚礼,现在奥普拉给他们举行了这场别开生面的第二次婚礼,当摄像机镜头扫过观众时,大家都感动了,奥普拉说那枚戒指“非-常-美-丽”。当然,她的节目是有很多广告商支持的,在节目的自始至终,奥普拉都会提到那些提供赞助的公司名称。

  充实的话题和众多的嘉宾提高了《奥普拉·温弗瑞节目》的收视率。奥普拉的节目时效性很高,当天的内容很少会被拖延至下一期,比如发生了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的重大事件。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轰动了全美,在这事件之后奥普拉制作了很多不同形式的节目来讨论这一事件的影响,除此之外,她个人还参加了很多爱国主义的活动,这些活动与她的节目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她的有些节目会安排一些观众参与,当然这些观众是被预先安排好的。在“9·11”之后的17日,由奥普拉主持,观众与一些中东问题的专家人士实现了互动,包括主管外交事务的参议员约瑟夫·拜登、《纽约时报》的作者朱迪思·米勒。在那几期节目中,悲伤的情绪、降至冰点的人们、美国国旗和自由女神像、还有那些伤感的歌声使节目的气氛非同往常。在25日,与观众交流的是心理学家菲尔·麦格劳博士,他分析了那些由恐怖袭击所带来的愤怒、恐慌和沮丧,教给人们当自己处在混乱状态时如何摆脱困境。

  在接下来的周二,菲尔·麦格劳博士与一位在恐怖袭击中失去家人的朋友见面,他分析了这位朋友的情况,当然也许这种分析可能适用于各种危难中。他指出了悲伤的四种程度蜒震惊、伤感、愤怒和决心,并且强调了当前赴后继的人生哲学。他还劝告大家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日常事务当中,不要天天去想人生目标,他反对谚语里说的“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其实时间什么都不能改变,人们除了尽力去摆脱痛苦之外别无选择。然而,他也强调说,大家必须愿意要求和接受帮助,明智一些、现实一些,不要过度悲伤甚至绝望。然而,在这时,奥普拉插了一句安慰的话,说“失去一个亲人我们会迎来一个天使”,菲尔·麦格劳博士打断了她,并转移了话题,重新回到现实的观点上来。奥普拉在那场劫难中的另外一个令人难忘的贡献就是她的另一个节目《音乐抚慰我们的心灵》,奥普拉的脱口秀以感情动人,而这一期尤为之巨,音乐主题的表现涉及了从幽默、欢乐到歌唱、哭泣等多种形式。奥普拉十分喜爱黑人音乐,她说她在骑自行车时经常哼唱黑人音乐,它可以安慰我们的心灵。当那个白人歌手萨姆·哈里斯模仿黑人的风格唱到《亲爱主》(Precious Lord)和《你永远不会独行》(You’ll Never Walk Alone)时,她明显地被感动了。奥普拉用一个玩笑短暂地打破了压抑的气氛,她谈到有一次在国家大教堂的一个纪念活动中,有人问她那天在场的一个黑人女歌唱家的名字(德尼斯·格雷夫斯),她却用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的一些话来应付蜒白人似乎认为所有黑人之间都彼此很了解。接下来,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多难之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之后,深受宗教教育的奥普拉展示了她对圣经故事的知识。

  奥普拉的节目之所以热播,也许与她请来的嘉宾也很有关系。为了参加奥普拉的节目,女歌唱家德尼斯·格雷夫斯调整了在国家大教堂的演出。当接到奥普拉的邀请后,德尼斯·格雷夫斯把自己的演出提前一周进行了。在德尼斯· 格雷夫斯独唱的最后,奥普拉让大家起立,因为最后一首歌的名字就叫《起立》。

  节目接近尾声,在祈祷和祝福声中,奥普拉走到观众席中,和大家一起合拍歌唱:“…… 向消防队员和那些前赴后继的英雄们致敬!”此时一幅纽约消防队员的照片徐徐降下。在奥普拉诸多节目中,这一期是最为突出的。

  奥普拉从2001年起,每两年光顾一次“过最好的生活”旅行社,她说她将要把这场“个人的十字军东征”进行下去,哪怕到50岁以后,以至于她的崇拜者们都希望快点变成50岁。

  2003年夏,奥普拉带着她的两只爱犬到达了费城,这是这次旅行的第四站也是最后一站,在此她向近2700位女性观众做了现场节目。《费城调查报》的记者戴维·希尔特布兰德称她是亚马逊女王,当她从豪华轿车中走出踏上讲台的时候,热情的观众在尖叫着。尽管门票高达185美元一张,而在黑市上有可能更贵,但大多数观众还是觉得物有所值。希尔特布兰德说,这些观众得到的是一场富有激情的聚会和一次自我解脱的课堂。奥普拉经常把她的工作称为使命,据《财富杂志》的统计,这次四城市的旅行中的诸多活动中,单女性购买的门票就将给她带来150万美元的收入。

  在这些活动中,其组织方式与她的节目相似,参加节目的人们事先并不知道节目的主题和内容,他们也不能与明星们合影,也不允许用麦克风讲话。

  在早上两小时的节目中,奥普拉从密西西比祖母的农场谈到了2002年圣诞节期间的非洲之旅。言语之间渗透着当时谋生的一些辛苦的感受。希尔特布兰德写道,她的生活在当时相当困难,每天只为了吃饭穿衣而活着。在下午两个小时的互动节目中,奥普拉选出了几个观众就婚姻、疾病、减肥等话题展开讨论,并进行了现场直播,很多观众着迷了,还有的感觉受到了启发,还有的受到了她的鼓舞“冲出自己的小圈子去寻找自己灵魂中与众不同的命运”。

  在多年的节目制作中,奥普拉推动了很多事业的发展,最成功的一例便是心理学家菲尔·麦格劳博士,他多年例行地出现在奥普拉的节目中,最终在奥两年以后,菲尔作为人生规划和社交领域的专家参加了奥普拉每周一次的《奥普拉·温弗瑞节目》,很快就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认可。奥普拉称他为“言行举止的标准”。

  与那些曾经和奥普拉合作制作节目的人一样,菲尔成为最畅销的书作者之一。1999年他出版了《人生的策略》一书,在书中他首先提到了感谢奥普拉的启发和鼓励。当奥普拉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时候,菲尔说到没有奥普拉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表达了他对奥普拉的感激之情。他用最为赞美的话描述了奥普拉的成就,就好像多年以前人们评价杰克逊一样蜒“美国最耀眼的光辉和最清澈的嗓音”。在书的简介中,他谈到了那场官司的事情,评价奥普拉是这个星球上最有责任心的女性,并且在第一章中经常提到奥普拉的名字。他还建议所有的女性读者仿照奥普拉的人生信条去处理生活中的事情。

  在奥普拉的节目中,菲尔博士参与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的相关话题。2001年9月10日名为“季度首要问题”的栏目与观众见面了,他们事先预告了每周的讨论话题,然后在15000名申请者中选出42名,包括黑人、白人、黄种人,男的、女的,年龄从23~63岁不等,他们都以信件的形式提出了自己遇到的需要得到解决的心理问题。在42位观众中有7人专门被选出制作节目,其他35人作为背景有点像古希腊的合唱团。每个周二他们这些人都会出现在电视节目中。

  节目的背景和录制会经常切换角度,以方便观众观看,但在录像过程中,人们显得很焦躁,有时他们之间会发生争吵和不快,并对摄制组提出了批评,接下来,他们进行了5天的讨论,菲尔并没有过多地参与,并且面对大家的意见时显得很粗鲁,奥普拉提示他应该认识到观众和听众的意见,但他觉得太客气没有什么意义。奥普拉提议在接下来15天的摄制中所应遵循的几个规则,并保证没有闲话、没有性别影响、在主要活动内容上也没有变化。这些措施有利于防止参加活动的人们因一时冲动而作出决定。没有警卫管理,大家必须完成5天例行的排练,奥普拉将他们分为若干个小组,每个组设一个组长,每个人都要讲出他的生活中经历的事情。菲尔·麦格劳博士强调容忍别人的重要性,他说这个节目不是娱乐节目,而是要改变人生。

  那七位选出的幸运观众所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从各种烦恼到以强欺弱、贪婪、离异、抛弃、抢劫、强奸、暴躁等等。菲尔博士大声而粗鲁地告诫大家,掐掉你的烟蒂,去做那些有利于摆脱困境的事情。有时他会向某个懦弱者大喊:警醒吧,去做个男子汉!但是针对所有的这些人,菲尔博士有一个普遍的认识,那就是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振作起来,人生还要继续下去。有时他还会对那些特别需要帮助的人给予个别交流。总之,通过这些节目很多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并且将心理工作延伸到了节目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来,那七名幸运观众从自己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跟人接触,开始了新的生活。

  作为一个欢乐的结局,那一群观众向菲尔博士表示了感谢。而菲尔博士也热情地向大家表达感谢,觉得自己能在他们的人生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非常荣幸,最后他还是叮嘱大家要冲出自我,不断前行。

  与往常的程序一样,奥普拉向菲尔博士表示了祝贺,并将最后的镜头留给那些幸运观众,他们现在已经有勇气将他们的遭遇和苦闷说出来,并且克服了心理的障碍,走上了新的生活。

  其实奥普拉与菲尔博士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一点在他们各自主持的节目中有所体现。菲尔博士更加放得开,谈论的话题也无避讳,比如在奥普拉节目中一直回避的性爱问题。然而,尽管奥普拉尽量避免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一些记者和评论员仍然反对她在乱伦、性泛滥、同性恋、性意识恢复等方面的话题。奥普拉说,通过公开和坦诚的交流,可以为观众和听众提供有益的评价和建议,她在为他们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很多场合她阐述她的节目包含了大量精神上和宗教上的内容,作为一个有知识、有积极心态的主持人,她在某些方面甚至起到了政府的作用。这一理念甚至可以与最近人们对琼·迪迪恩的书评相媲美:“公正的观察和评论在当前已经是很少的了。”有些吹毛求疵者就奥普拉关于窥阴癖者的话题展开批评,而一些学者认为她能够将这一类型的话题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做得容易让人接受,主要是因为专家的介入,菲尔博士是心理学家,他为奥普拉提供了很多全新的视角。

  同样,菲尔博士也不能没有幽默感。2003年奥普拉在她的“过最好的日子”旅行时,在西雅图经常说“永远也不”来告诫那些不苟言笑的人。为了提高收视率,奥普拉和公司想方设法地吸引观众关注与参与,因而提出一个在当时来说非常别致的创意,就是每月搞一次电视读书俱乐部活动。这个节目受到了极大欢迎,其他电台、电视台都纷纷仿效。节目里,奥普拉要选择一本她读过且喜欢的书,把它介绍给观众,并邀请该书作者到演播室与观众见面蜒这正是这个节目的特色所在。最后一群经过经心挑选、包装、有着不同背景的读者通过电话对这本书进行讨论。这个节目虽不是定期播放,但除了夏季,奥普拉每个月都会选一本书推荐给公众。每次在宣布入选书目之前,奥普拉他们就会把参选的几大盒书封好送到公共图书馆去,上面的标签写着“不要打开直到……” 1996年,在经过照例的广告之后,读书俱乐部节目正式与观众见面了。米切尔德的《大洋深处》成为奥普拉电视读书俱乐部第一次节目的主题。

  从这个节目的创设到2002年4月停播,所有被奥普拉选中的书都极为畅销,出版界因此得到异乎寻常的实惠。对作者和出版商而言,这无异于中了大大的六合彩。整个国家,凡是明了奥普拉读书节目影响所在的大大小小的书店,都立即囤积起大量被推荐的图书。只是由于得到了奥普拉读书节目的推荐,一个作者的处女作的销售量竟达一百万册。《出版者周刊》把关于奥普拉读书节目影响的数据搜集了起来,并得出结论:无论是精装书还是平装本,除非读者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先前的作品或者得到奥普拉读书节目的推荐,否则就不可能挤进畅销书的行列。

  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成功一旦成为现实,很多书店和咖啡馆纷纷举办名为“奥普拉的选择”的特别书籍展览。甚至她所选择的书被烙上了带有这个意思的印记。仅仅在读书俱乐部开张一年之后,《新闻周刊》及其他杂志,已经把奥普拉看作是现代图书世界最重要的人物。《新闻周刊》的一位编辑在编审一本恐怖类小说之后,为出版商写了几句关于如何让这本书好销的建议,结果却是这样写的: “祈求上帝、伊穆斯或者奥普拉的垂青吧。”灵感类图书,即使不是奥普拉读书节目的一部分,也因为在她节目中出现过而变得极为畅销,在“9·11”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比如,一本名为《心灵之歌》的诗集,由于奥普拉对仅仅11岁的、却正在遭受严重肌肉萎缩病煎熬的小作者的访谈而名扬天下,取得成功。不仅如此,与奥普拉见面之后,这个男孩就立即得到了五本书的合同。奥普拉说他非常有灵感,是她的朋友,是“真正的天使”。在一份关于这个故事冗长的报道里,记者罗伯特·埃尔德评论说:“这是伤感的么?是的。但出版商们发现伤感的书确实好销。”当然,埃尔德、出版商以及奥普拉并不是业界了解伤感作品价值所在的仅有的人。

  《华盛顿邮报》作家戴维·斯特里菲尔德把奥普拉节目对促进人们对阅读感兴趣的作用与19世纪大亨、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相提并论。其他的不说,卡内基曾经捐建过2500座图书馆。但是斯特里菲尔德的同事似乎不苟同对奥普拉的赞扬之词,还提出一个假设,即奥普拉仅仅是非常幸运地获得了近一段时间以来全民性阅读爱好回升的胜利果实。尽管如此,鉴于奥普拉对培养国民阅读习惯的巨大影响,1999年国家书籍基金由喜剧演员斯迪温·马丁主持,在一个雅致的燕尾服酒会上,向她颁发了第50周年金质奖章。

  接受这个奖章时,奥普拉谈到书籍在她的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书籍,她说,书籍早已成为她生活中最令人愉悦的一部分。正是他们帮助她认识自我,了解世界。她拿出玛亚·安吉拉斯的自传体小说《我知道为什么笼中的鸟儿在歌唱》,她说这本书也是为曾经经受过许多苦难的她写的作品。这使她第一次明白任何人都有可能超越苦难而得到新生。在看书的那一刻,她说她开始懂得作者及其作品的力量了。

  尽管对书充满了热情,而且由于对国家的出版业和公众阅读兴趣产生重要影响而几年来都得到了广泛赞誉,然而被昵称为“社交女王”的奥普拉却突然宣布她将放弃读书俱乐部这一栏目。在星期五的读书节目中,她告诉观众们说:小说《苏拉》将是读书俱乐部节目里最后推荐的一本书。她发表了一个很快引发了争议的声明,她相当草率地宣称:她再也无法在她的节目中发现有趣的书可读、可以介绍给公众并进行讨论了。尽管奥普拉没有告诉公众引起这一决定的其他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有比缺少可读的书更重要的问题。尽管售出了许多书,每本卖出60~100万册,但市场调查表明,收看书籍讨论电视节目的观众数量十分有限,明显少于收看日常节目的观众数量。很快,关于读书的节目开始越来越少:当初这一节目出台时,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本书与公众见面;而到2000年时变成了9本,到了2001年则只有6本了。尽管读书类的娱乐节目花样叠出,包括与作者进行非正式餐会和座谈,把书中的精彩情节放入银屏,甚至和与书中角色有相似遭遇的妇女交流等等,但读书类节目的观众数量仍在不断下降。另外,书籍销售量的增长据说也转缓了下来。然而,一个标准的“内线”说,奥普拉和她的助手班子,每个月在银幕上推出一本书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以说是“惟一辛苦的差事了”。

  关于奥普拉的决定,一些出版公司站出来公开予以支持,可是,如果奥普拉为业界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推动力,这些出版公司又该说些什么呢?2002年4月12 日,兰登书屋在《纽约时报》上的一个整版登出“奥普拉,感谢你”的广告。这家公司对奥普拉多年来为“书籍、作者以及读者”所做出的一切表示感谢。不管怎么说,奥普拉的决定终究造成了明显和未预料的冲击。多位发言人均认为,她的关于已没有有趣的书可读的观点,对于美国出版界来说并不恰当。另外,这一节目的停播,毫无疑义地使很多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推荐的作家感到极大的失望,而对曾经创造几千万图书销售额的出版商们所造成的损失更为巨大。

  观察家们也对奥普拉的理论表示怀疑。《费城调查者》记者卡林·罗马诺直截了当地指出:奥普拉最后所推荐的书《苏拉》,由托尼·莫里森写于28年前的早些时候,是莫里森四部小说中的一部,而其他三部也都曾上过奥普拉的节目。罗马诺提出疑问:假设有充足的时间,为什么奥普拉却无法每个月从“数十年来出版的英文小说”中为俱乐部推荐一部独立的作品。罗马诺的评论文章甚至以嘲笑的口吻讽刺奥普拉:任何一个像她一样的富人为了每个月挑出一本书,都会逃避繁重的工作而选择更加容易的办法,就像“在商人中间交谈或者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服役”。

  同年6月,也就是奥普拉读书节目停播后不久,凯蒂·库里克和马特·劳尔的《今日》电视节目,采纳了某种代表不同文化行为的思路。由于受奥普拉节目的影响,这个节目与她的读书节目有一些相同之处,妇女成为这一节目的主要受众群体。这是因为无论是奥普拉的节目还是《今日》,都首先争取女性观众,因而两家节目内容都侧重于女性。《今日》节目在体例上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一位知名作家而不是节目主持人宣布他或她的选择。宣布了迷人和“不要忘记”的书之后一个月,一个俱乐部的一群人将会对这本书进行讨论。

  虽然有时,批评家会对她的选择提出批评,但即使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仍有一些人始终把奥普拉与书联系在一起。在对帕特里夏·亨利的小说蜒《芳香河上》基本持肯定态度的评论里,就产生了一点点不同意见。卡罗尔·杜普·穆勒批评这本书“正是进了‘奥普拉’排行榜而使它陷入泥潭”。尽管奥普拉只罗列了书的主题而未做任何评论,这些内容还是勾起了人们对奥普拉节目话题的回忆,如同在她杂志里的那些文章一样蜒女子同性恋、吸毒、骨质疏松、信仰、智障以及忠诚危机等主题。其他的评论包括:对奥普拉采访小说时的主题提出批评,指责其很多书目侧重于有功能障碍的人群。一些观察家发现奥普拉对书的选择极其相近。比如,《华尔街杂志》作家辛西亚·克罗森认为,奥普拉选择一本书的范围是“从沉迷到破坏”。一位评论员似乎对奥普拉的喜好有极为高深的探索,他暗示应当用“奥普拉的小说”代替“女人的小说”,因为所有被选上的书都是一个模子。

  《奥普拉·温弗瑞节目》放弃读书节目的苍白理由令许多人开始怀疑奥普拉的判断能力。报纸上对这个问题的穷追不舍使得奥普拉非常尴尬。读者、喜剧演员甚至漫画作家的呼声是强烈的,间或是愤怒的,而绝不是些轻描淡写的讽刺。也有大量评论并非如此。一个并不知名的专栏作家在他的报道中强调“奥普拉已经被炒了,大家应当好言慰藉”。以撰写佛罗里达南海岸风景文章闻名的本·克莱德尔的,以明显开玩笑的口吻说奥普拉此举是“叛逆、阴谋、无情……胆怯……骇人听闻……冷淡……”对奥普拉行为笨拙之处进行更加滑稽的描写出现在连环画上,这出自卡通画家马蒂·杰斯之手。连环画以“基因突变”为题,画里一白一黑两个人物看着电视,而电视里奥普拉边吃边谈论着她对读书感到疲倦,厌倦使她对书再也无法提起兴趣来,奥普拉把一根胡萝卜放到了她鼻子上,并告诉她的观众们,这就是灵性的闪现,根据她的经验,这将给予她新生。这位卡通作家不仅对奥普拉读书兴趣的突然消失加以取笑而且对她艺术品位的丢失也不放过,实际上对明星和观众都是某种讽刺。显然,奥普拉的关于无书可读和她个人公共艺术品位的体验的观点极易成为别人的靶子,她已经成为批评们的一个好梦。有愚弄意味的是,杰斯还拿她的艺术品位、对感性事物的兴趣以及她未为人知却显而易见的“死灰复燃”样的凤凰涅盘来取笑。在这部连环画里,奥普拉非常有人性地向她的观众揭示了一切,因为她希望观众与她一起苏醒,一起走向新生。但是奥普拉告诉大家她所谓的“苏醒”是这样的,就是不读书而要萝卜。在拿奥普拉在食物和健康方面新的兴趣开玩笑的同时,这位卡通作家当然也颇为幽默地回顾了百年来关于灵魂与躯体的论争。然而,他老练地把躯体,也就是胡萝卜与灵魂合二为一。换句话说,奥普拉的新生来自胡萝卜而不是一些聪明的或者明智的艺术论文和著作。

  出现在连环画中的这两个角色在第二天的大幅标题和整版故事中令人惊讶。比标题的大小和新闻报道的篇幅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数以千计的妇女最近活动的报道,她们是奥普拉的忠实追随者。为了像奥普拉那样把胡萝卜插入鼻子里,她们像潮水一般席卷了几乎所有的食品店和医院,超市也是如此。正如卡通画家所设想到的,所有这些要比奥萨马·本·拉登被抓住或者宣布找到了治疗癌症的办法的新闻更为重要。

  与奥普拉开始介绍第一本书时隔6年,2002年夏,奥普拉的读书节目停播。这难道是可以预见到的吗?大多数读者喜欢她的选择吗?显而易见,确实如此,图书的巨大销售量就是证明。奥普拉的好友,作家玛亚·安吉拉斯仔细斟酌后说,她并不完全同意她的选择,但读书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是观众兴趣不高使得这个节目停播,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没有好的、可读的书之类的理由的话,那么读书节目难道是早熟吗?在考虑选择哪一本书的问题上,奥普拉和公司所掌握的大量信息使他们就在奥普拉访谈节目决定放弃读书节目前不久选中了乔纳森·弗仑森的作品,这使得无论是读书的,还是不读书的,包括整个美国的兴致都被渲染到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度,而这种兴奋仅仅可能扩大这个节目的群众基础。

  弗仑森的第三本小说《修正》,自从被宣布即将进入奥普拉读书节目以来就变成最好的卖点了。出现在他的下一部小说《如何独处》的封面上夸张的广告,把《修正》这部小说描述成“2001年最受欢迎的和写得最棒的小说”。奥普拉选择弗仑森小说的效应与其他被选上的书是极其相似的,而且都存在一个相似的问题:不管它们曾受到怎样的赞赏,若没有奥普拉的推荐都无法真正进入畅销书的行列。但《华盛顿邮报》图书评论家乔纳森·亚德利并不这么看。

  亚德利在他对《修正》一书的讨论中指出,在称弗仑森为“高雅文学传统”的作家这点上,他与一些批评家不一样,并不是过分关注弗仑森前两部小说,因为它们“唠唠叨叨”而且“华而不实”。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它们在商业上并不是非常成功。由于对弗仑森非常厌恶,亚德利断言:奥普拉图书俱乐部选择绝对是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保证,他暗示说如果没有奥普拉的认可,弗仑森的第三本小说将不可能取得比前两部小说更好的业绩。与其他一些观察家不同,亚德利并不承认弗仑森的才华。一年后,一位敬佩弗仑森的观察家理查德·莱卡亚撰文赞扬弗仑森 “才高八斗”。相反,亚德利却不想被看作奥普拉·温弗瑞访谈节目的爱好者,他写了第二篇文章《奥普拉的故事,待续》。在回复他的观点的同时,他还告诉他的读者,他根本就不喜欢奥普拉的电视节目,一看到这个节目,他就“因过分甜蜜的声调和呓语而几乎要作呕”。其他图书评论家注意到,自从1996年9 月以来,连续有46本书由于有奥普拉的推荐而成为畅销书。《纽约时报》观察家戴维·金帕克认为奥普拉选择了弗仑森的书,可能给作者带来1500万美元的收入,并且他引用《竖琴》杂志的编辑刘易斯·拉帕姆的话说,“好的作家就是富裕的作家,而富裕的作家也是好的作家”。尽管没有多少高收入的作家反对拉帕姆的观点,但毫无疑问凡是被奥普拉读书节目所选上的作家都将步入百万富翁的行列。对于弗仑森提到的“高雅”文学传统,耶鲁大学教授、批评家哈罗德·布洛姆参加了这场辩论,他声称如果奥普拉选择他,他将感到无比荣耀,尽管这并不可能实现。

  在一些人,甚至是很多人看来,弗仑森忘记了被奥普拉读书节目选上而获得的好处,的确犯下了不可原谅的罪孽。在谈到奥普拉的读书俱乐部时,观察家卡林·罗马诺调侃道:弗仑森对奥普拉这一做法的反应就好像“被斯普林格图书俱乐部挑中了一样”,尽管《美国新闻》杂志把弗仑森的书划入“未入选”之列。弗仑森宣称,他不喜欢奥普拉读书节目在小说封面放置图标的位置,因为他拒绝承认“共同所有权”的主意。弗仑森还反对把他的小说列为“一维的伤感主义流派”作品,他说,他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属于高雅艺术的那一类。尽管发现斯考特·特罗、斯迪芬·金等知名作家已经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弗仑森却相信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为此投下了大笔的金钱,而不是说为美国文化做了哪些杰出的贡献。弗仑森嘲笑这一现象,并且断言金钱是《时代》杂志背后的催化剂。弗仑森强调一种信念,即“社会教化”是小说最为重要的功能,并且为21世纪的小说所发生的一些改变而感到悲哀。

  尽管弗仑森稍稍吝啬地称赞奥普拉“明智以及……正在进行一场大战”,也就是教导人们去读书。很明显在弗仑森犯事儿之后,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愿意因被奥普拉读书节目选中而变得知名。他确信小说家威廉·吉德斯的关于需要严肃作家的理论,甚至以“隐世”为代价,以抵制“虚假的大规模市场的文明”的影响。弗仑森自己关于市场的理念是他的哲学理念的一部分。正是这个理念导致弗仑森在总体上公开或私底下排斥电视的行为。争吵的结果就是奥普拉取消了访谈节目对他的邀请。然而,根据一些新的新闻报道,奥普拉并没有因此收回她的决定。《新闻周刊》观察家杰夫·高尔以双关“过错与‘修正’”为题发表文章,称奥普拉勉强同意弗仑森不出现在她的访谈节目中,但好像同时也暗示她的观众最好也放弃阅读《修正》这部小说。

  《修正》出版一年之后,弗仑森又发表了《如何独处》一书,在这本书里,弗仑森指出,奥普拉取消读书节目对其的邀请是由于她认为他“前后矛盾”,但这本书的封装前言将发现他关于经验的叙述将是“悔恨”的。

  越来越多的人赞同奥普拉,反对弗仑森。包括奥普拉的忠实观众在内,很多新闻记者都在争论中站在了奥普拉一边,并用弗仑森刚刚发表的《在圣路易斯等我》短文中尖刻的词汇称呼他。对于《新纽约》杂志的作家,他是个“狗操的”;《新闻周刊》说他是“不中用的阴茎”;到了《波士顿全球》那里,他则被称为“孤芳自赏的势利小人”;《芝加哥论坛》骂他“喋喋不休、乳臭未干的坏小孩”。

  在这些事情以前,当他还是奥普拉读书节目的候选者时,在家乡密苏里州,弗仑森与《奥普拉访谈》节目的一个由导演、摄影师、剧务人员组成的小组合作,做前期准备工作。导演告诉他电视节目在表现他小说的手法上有些困难,希望能够尝试几种方法。导演要求弗仑森在一个片段当中不仅要对他的作品进行概括,而且还要谈谈他自己的一些历史背景。弗仑森在他的作品《在圣路易斯等我》里说他也许是中西部人,但他却在过去24年中居住在纽约,而电视编导却要把焦点放在圣路易斯的生活,这让弗仑森苦恼不堪。由于这一点以及随着导演和摄像师不断地对他提出拍摄的要求,他确定做电视就是弄虚作假,于是对整个运作过程开始不满起来。因此,弗仑森与剧组对整个拍摄过程中任何事件都未取得一致。他和现场拍摄导师极少达成共识,惟独有一次例外,即认为整个片子就是在造假。相对于其他很多作家,弗仑森对隐私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这是读过《修正》一文的任何人都可以立即感受的某种东西。当然,客观公正地说,奥普拉读书节目的其他候选者也有人否认这个节目的公开性。比如,厄休拉·黑格拒绝为其第二部小说,也就是其入选奥普拉节目的第一本小说的续篇,进行封面包装。一位西蒙和斯图尔特国际法专家为这一行为进行辩护,认为这是保护隐私。

  弗仑森不能,可能也并不完全想逃避争论。他不断地来来回回地胡扯。当《今日》访谈栏目主持人凯蒂·考伦克介绍弗仑森时说他是一个堪称“奥普拉克星”的人,并幽默地邀请他尝一尝泥土,这个插曲是弗仑森咎由自取。他向奥普拉表示了谢意,称赞她品格高尚,而自己却做得并不好。他为其恶劣行为找借口,声称他已经忘记了在写小说的黑暗房间里与世隔绝两年之后如何进行社交活动了。

  令人奇怪的是,《奥普拉节目》的编导们,在对候选者进行审查的前期制作中,忽略了弗仑森的短文,特别是他在1998年发表的《皇帝的卧室》一文,大家没有注意到他关于电视寡廉鲜耻的言论。他们本有可能早些发现弗仑森与奥普拉的人生哲学有根本的不相同。当公众与个人的界限被打破,与在电视上出风头相比,弗仑森更希望用蜂窝电话。他渴望有所转机。当真正的书,即文学,被计算机所代替,弗仑森就会被我们所倡导的科技的、大规模生产所困扰。

  在他介绍性的短文《父亲的大脑》和倒数第三篇短文《在圣路易斯等我》中,读者可以发现其内心深处充满了悲哀和敏感,对于他自己和现代生活都是如此。除非他愿意公开,弗仑森绝不能忍受外界对他内心世界的触探。既然如此,所有的人,包括弗仑森自己都不禁在问,他如何能够成为电视节目的候选者呢?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弗仑森很快发现自己“无法成为奥普拉作者”。

  整个事情有两个有趣的小插曲:一个是弗仑森的三位编辑法勒、施特劳斯、吉劳克斯证实,取消弗仑森与观众的见面反而激增了他的书的销售。另一个是《修正》一文获得第52界国家图书奖。在这次男喜剧演员斯迪温·马丁第三次作为主持的盛会上,弗仑森对奥普拉表示感谢。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故事流传甚广。

  并不是有很多作家都有幸为公众所熟识,特别是当他们的书无论写得怎样精彩、吸引人但却没有固定读者群的时候更是如此。假设每年出版几千种书,争取读者就成了机会的游戏。另外,即使有强力推荐,很多书也未必能够吸引尊敬的读者的注意。除了政治、历史以外,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作品为争取读者必须得费更多的功夫和努力。奥普拉每段时间挑选出来的书并非都是小说,也不一定都要在俱乐部里进行讨论。几年来,奥普拉选中过非小说的散文文学在她的节目讨论。举个例子,有一本书是雷切尔·西蒙写的《拒绝坏女孩:在女孩当中隐藏着的暴力文化》。

  雷切尔·西蒙出现在奥普拉的访谈节目里,并与她的朋友罗莎琳德·怀斯曼一起讨论她的书。同样作为一位作家,怀斯曼曾经撰写过《交际明星与崇拜者:帮助你的女儿远离小圈子、闲话、男友和其他青春期问题》。这本书成为电影《吝啬女孩》的脚本。她们讨论了这两本书中的主题,即青春期的躁动。奥普拉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并且在她的杂志里进行过讨论。她告诉她的客人们,她就是在整个孩提时代和大学以强凌弱和暴力的牺牲品。

  西蒙,一个名为“奥菲莉娅项目”组织的成员。这个项目与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各类专家联系紧密,举办关于如何对付威逼和暴力的课程。这个组织培训高中老师如何教给少女面对和阻止外来的暴力。他们和其他类似的组织教给少男少女们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以及如何控制争吵与暴力。这些组织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奥普拉讲演和作品中所经常谈到的主题,即每一个人,不管男女,不论老少,必须明白他们的生命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无法回避给自己造成伤害的人和事;一定要让使我们感到痛苦或愤怒的人明白这个道理。谈一谈自己的感受或是可能时从我们周围的喜欢、信任、能够一吐为快的人当中得到帮助。当任由害怕失去什么的恐惧阻止自己开放地、诚实地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将失去更多。西蒙、奥普拉都说过读者和听众必须为他们的生命负责。而这正是在每一次奥普拉的节目中所引导共鸣的一个主题。我们的文化总是教人说谎,而这种行为一定要得到纠正。西蒙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坦率意味着将会被朋友或社会所抛弃,那么这种经历将可能导致“更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人的出现。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与我们的做法有同感的人,并且一旦发现他们,生活将更加美好。

  距决定放弃读书节目整个理念不到10个月,通过对整个问题的再思考,2003年2月末,奥普拉出人意料地说对女喜剧演员吉尔德·罗德纳晚年的幽默诗句感到怀念。这使得各家报纸在重要新闻和时尚、娱乐栏目中都给予了显著报道:奥普拉的读书俱乐部就要复活了。只是奥普拉说她正打算对经典作品再进行发掘,而不是认为当代作品值得阅读和研究。她将对历史上伟大的作家诸如莎士比亚、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作品仔细研读。当因过去为当代图书的推广做出巨大贡献而被表彰时,奥普拉对美国出版商协会说,她将再次推荐图书,“但会有些许不同”。当时,大家对于奥普拉能够按着老套路再次带来欢乐都感到“不太可能”,出版界与其他行业一样,销售才是兴旺发达的根本。出版商们怀疑在这些老掉牙的书身上是否能赚到钱,因为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故纸堆中、图书馆里找到这些书。其他人则怀疑这些与中学或大学的教材有着不少联系的英文经典能否引起读者们的兴趣。然而,结果很快就明朗了,奥普拉的名字将会由于再次启动的读书俱乐部推荐书籍而为大家所瞩目。

  关于“经典”,她告诉电视导读的记者米切尔·罗根,她将放弃使用这个字眼;她并不想与那些她所说的“文学世界里的玩闹”蜒批评家们吵架,她还称赞她所选择的书是“来自于历史的伟大作品”。奥普拉说,正是约翰·斯坦贝克的《伊甸园的东方》对她所造成的震撼才使得她决心把这个节目坚持下去。

  恢复读书节目的声明博得好心人、作家以及喜剧家和卡通画家们的喝采。专栏作家也以幽默的口气说奥普拉“在经典作品里遨游”。

  不少作家,包括英国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希契不会拒绝给奥普拉点建议。当他告诉一群高中生奥普拉应当考虑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进行一番讨论,希契开玩笑地提议这个主题够奥普拉和她的朋友蜒心理学家费尔麦克高忙活一阵子了。从此,奥普拉采纳了他的建议。希契还推荐了乔治·埃利奥特的小说《中途》,他认为这种作品对奥普拉的节目特别合适。希契说,这个作品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婚姻并不幸福的女人所经受的性和智力不幸经历的故事,而这为奥普拉的节目提供了无尽的可能。

  所谓的经典,或者仅仅是“来自过去的好作品”,随着奥普拉新事业的展开,其销量正在上升,即使作者已经去世。近年来,作家出版其作品或赚点钱越来越困难,至少在美国如果得不到特别节目诸如奥普拉的和《今日》节目的支持确实如此。外国大公司紧紧控制着图书出版业,现在的出版业与书的质量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市场关系密切。一位有着全球影响的世界级明星可以对读书的人群起到巨大的影响。当2003年6月奥普拉宣布一部所谓的经典是她新读书俱乐部的选择时,一本写就于50多年前的书蜒约翰·斯坦贝克的《伊甸园的东方》,立时在博德和瓦尔德书店销出5000多册。这种小说也很快在畅销书排名榜中攀升至第一位。奥普拉说,与斯坦贝克最负盛名的小说《愤怒的葡萄树》相比,这本书“可能实际上还要好”,因为它里面包容了来自 “爱、背叛、贪婪、谋杀和性”的一切事物。像奥普拉这样一位杰出的女人自然会有许多朋友、同事、情人和熟人,但是出现最频繁的只有四个人的名字:玛雅·安杰洛、盖尔·金(她曾随前夫姓邦普斯)、昆西·琼斯和斯特德曼·格雷厄姆。每一个人在奥普拉的生活中都扮演着不同角色。她对这四个人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也各自不同,从简单、非传统的爱到变化无常、举棋不定的复杂情感不一而足。

  在这四人当中,玛雅·安杰洛的年龄最大。她出生于1928年,比奥普拉大了将近30岁。她似乎更像是一位母亲的形象,而不仅仅只是一位朋友。而且事实上,安杰洛在谈到奥普拉时说她真希望有这样一个女儿;而奥普拉则认为安杰洛既是一位梦想中的母亲,又是一个很棒的朋友。她与安杰洛亲密无间,比她和弗尼塔·李之间的母女关系还要更投契。

  安杰洛是一位诗人、传记作家、舞蹈家、演员、讲演家、老师(在很久远的过去,她还在酒吧里当过女服务员、做过皮条客、卖过炸鸡、做过卡吕普索即兴小调的歌手和配剧音乐作曲家),在美国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她在文学创作上追随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脚步。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晚年时期于1961年1月在约翰 ·F.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朗诵了一首诗作。30年之后,玛雅·安杰洛这位黑人女诗人,在威廉姆·J.克林顿总统1992年1月的首任就职典礼上朗诵了她的“爱情之歌”,诗作的题目是《清晨的脉搏》。同她一起合作拍摄影片《恋爱编织梦》的女演员们都把她当作一个“偶像”。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安杰洛是一位偶像,尽管《巴尔的摩太阳报》已经将她称作“文艺复兴的女人”。

  “偶像”这个词虽然充满了尊敬之意,但是却非常隔膜遥远,奥普拉自己一定不会选择这个词。“偶像”听起来像是颂词,它与摩根州立学院的玛丽·鲁普顿教授在形容她与安杰洛会面时使用的一个措辞——“诚惶诚恐”多少有些相像。尽管从奥普拉的言行中可以明显看出,她将安杰洛视作一位强有力的甚至神话般的人物,但是她不会首先想到使用这一类的词语来描述自己亲爱的朋友。每一个报刊撰稿人在谈到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时,都把安杰洛称作奥普拉的良师益友。但是,使这两个女人密切联系的纽带并不只是安杰洛在艺术家圈子中的地位,或者是其肤色的黑白。她们各自的生活历史中有太多的方面将她们联系在了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这两个女人有许多互相矛盾的信息,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惊人的。有些情况是作为客观事实而撰写入文的,但是这些情况在不同的访谈和传记中却又各自迥异;不同时间所作的不经意的评论,主人公对往事记忆的改变,这些都是安杰洛和奥普拉生活历史的细节,毫无疑问也是传记的总体特点。然而,鉴于这两个女人之间密切的关系,任何人在把她们放到一起来看时都只能被一种强烈的印象所震惊:她们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真是太相似了!奥普拉和安杰洛的早期历史在许多方面反映了美国黑人女性的历史,多年来,奥普拉也经常说到这一点。

  这两个女人都有不止一个名字,这也是许多传记作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安杰洛起初的名字叫玛格丽特·安妮,但是后来变成了玛雅,这个名字是她的弟弟给取的,将“我的”(my)和“我姐姐”(my sister)这两个词糅合在了一起。后来,她去掉了自己的姓氏——约翰逊。最后,在一次离婚之后,她使用了在夜总会的舞台名字安杰洛——这个称呼是那么引人注目。奥普拉的名字虽然同样地引起大家的兴趣,但是没有安杰洛的名字那么多。她姨妈艾达身体健壮,充满灵感,想着给这个小婴儿取一个圣经中的人名—— 奥帕(Orpah)。后来,她的名字变为了奥普拉,而且还有一个中名——盖尔,她的这个名字至今还为很多人所知。她还有一个名字和她的“奥普拉”这个名字很有关联,叫哈普(Harpo),这个名字幽默却又不刻意地令人想起美国喜剧演员马克斯兄弟。然而,奥普拉出品公司的名字其实就来自于“奥普拉”这个名字的反过来拼写形式。安杰洛的父母是结了婚的,所以她跟着父亲贝利·约翰逊的姓;而奥普拉出生时,母亲弗尼塔·李并未结婚,但在给她取名时仍然让她姓父亲的姓“温弗瑞”。但是,奥普拉对自己的父系血统从来没有完全弄清楚过。尽管她对弗农·温弗瑞怀有强烈的忠诚与责任感,但是她有时也幽默地指出,她和弗农·温弗瑞一点儿也不像,而且她母亲在男女关系上比较随意,所以也搞不清事实的真相了。安杰洛和奥普拉两个人在年幼时都与她们的母亲分离了,因为她们母亲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照顾她们。这两个孩子都和自己壮硕、刻板的外祖母在一起生活了几年,然后就去到另一个城市和母亲一起生活。不幸的是,两位母亲如出一辙地都对她们的女儿漠不关心,后来又把孩子送走,玛雅回到她的外祖母身边,奥普拉则先是与她父亲和继母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来在母亲的坚持下又被接回去了。在她们母亲的家里,没有人照管她们的生活;母亲的男友和男性亲戚来来往往,由于持家不严致使这两个小女孩都遭受到了性侵犯。她们都被强奸了。安杰洛在8岁时被她母亲的男友强奸,而奥普拉则是在9岁时被她很喜欢的一个表兄强奸。她表兄和她住在拥挤不堪的亲戚公寓中,两人合睡一张床,在这样的环境,人们对于性侵犯之类的事情都是视而不见的。这些掠夺成性的男人给她们的幼年生活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他们对于自己玷污幼女的丑行没有丝毫悔意。虽然从现在看来奥普拉对于这种经历似乎比安杰洛更加害怕,但是事实上在当年,作为一个小女孩,安杰洛精神遭受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于好几年都不开口说话。

  这两个女孩都还在十几岁的少年时代就做了母亲:安杰洛和邻家的一个男孩发生了性关系,16岁时生下了儿子蜒盖。奥普拉在14岁时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连孩子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然而,与安杰洛的儿子不同的是,奥普拉的孩子没能活下来。这段插曲被保密了很多年,后来由于奥普拉同母异父的妹妹对她充满了妒忌和敌视而向媒体披露了这段经历。在这件事情之后,奥普拉两年来都没搭理过妹妹。但是,安杰洛和奥普拉在成熟之后都对她们早年的遭遇毫无隐讳,安杰洛的作品和奥普拉的电视节目对此都直言不讳。然而,尽管在幼年时期遭受了灾难般的性侵犯,这两个女人却都继续和男人们发生着关系,有些是幸福的,而有些则是不幸的。在这方面,安杰洛相比之下要更明智一些。她曾经有过多次失败的婚姻和暧昧关系,但是这并不影响她公开承认对男人的享受。但是,安杰洛在她的作品中也很清楚地表示,她不会让“性”成为主宰她生活的因素。而相反,奥普拉从来没有结过婚。她曾向一些记者们坦承“性”主宰生活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从她还是十几岁的少女时一直到她在巴尔的摩的那几年,当时她和一个已婚男人的绯闻差点让她自杀。

  然而在电视上,奥普拉在谈论“性”的时候通常——虽然并不总是蜒不会闭口不谈,也不会那么严肃;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涉及到对孩子的性侵犯的话题,或者是披露她自己幼年和少年时代所遭受的性侵犯的时候。几十年之后,她仍然对此有所保留,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论这个话题。在她的杂志中,她已经表达了决心,要改变那些同她有着相同遭遇的女孩的生活。在她的节目中,很多情况下奥普拉会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改变话题的方向,以避免揭露她私密的创伤。然而,性格外向、喜好交际的奥普拉会大胆放肆地笑谈性事,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几乎每一位传记作家都会引述她在电视上所说的话,比如阴茎的尺寸带来的快感以及她看似不谙世事地询问妓女频繁地同多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痛苦”。奥普拉在电视节目中谈论在床上翻滚的乐趣时非常开放,也非常幽默。很明显,她的观众们对这样的节目内容乐此不疲,看得津津有味,就好像她在上演一场午夜滑稽剧。当然,奥普拉之所以得到观众们这样的喜爱,还因为她的电视节目具有一种特质和深度。但是,她认为性是生活中美好的部分,这种态度和安杰洛的观念如出一辙。奥普拉的言论都是世俗自然的,没有那么温文尔雅,也不怎么温暖人心,更不会有安杰洛诗人般的风度。安杰洛在老年时曾说起,即使到了70多岁也要全心追逐,拥有一个情人。

  因为她们两个人经历有所不同,对于往事安杰洛好像比奥普拉更加宽容。奥普拉得到了一位有德行并且正直的男人的父爱和抚养,他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女儿出人头地;安杰洛的父亲相貌英俊却游手好闲,母亲貌美如花却对她漠不关心,她的最终成就与她父母毫无干系。安杰洛的母亲被一个叫希尔顿·艾尔斯的作家形容为“软弱无能”、“铁石心肠”,一个脾气暴躁的酒鬼,让“许多男人都抵挡不住诱惑”。这样的母亲无法依靠,而安杰洛的容忍能力是惊人的。事实上,她在文章中曾表明,正是因为她的过去才使她成为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完美女人。这两个女人在幼年时期的遭遇都很悲惨,而这样巨大的创伤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她们软弱无能、粗心大意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母亲对她们漠不关心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在母亲去世时,安杰洛完全宽恕了她。众所周知,在特质方面,奥普拉对母亲及家里所有的人都非常慷慨大度,但是,她多年来的一些言语表明,在她和家人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事实上她家里的很多人如今都已经去世了。安杰洛会坦然说起自己发现对母亲怀有深深的爱,奥普拉则不会说此类的话,尽管她有时也说起过要宽恕那个自年轻时就陷入不可宽恕的世界中的女人(即她母亲。蜒译者注)。

  在这两个女人当中,安杰洛看起来更加放得开一些,她很愿意给奥普拉一些忠告。在幽默地说起改变生活中纳税、死亡等所谓的确定不移的事情时,安杰洛道出了她的版本:只有死亡和肤色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更改的。安杰洛建议年轻一些的奥普拉放慢脚步,同时又承认并羡慕奥普拉为她自己设定的“令人眩晕的步伐”。奥普拉是否会听从这样的建议只有未来才知道。奥普拉在很多场合都声明过计划在将来放弃一些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放弃她的电视访谈节目。但是,她又总是无可避免地要收回自己的声明。

  奥普拉公开表示过她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敬意,所以她经常模仿安杰洛去旅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89年在全国黑人妇女委员会上发言时,她使用了像她的朋友安杰洛一般的语言,歌颂了黑人的历史,也赞美了黑人在整个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恐怖、精彩而又富于灵感的旅行。安杰洛的经历更加丰富多样,包括有一段时间还在非洲生活过,她似乎与奴隶制度的关联更加密切,但是,即便如此,这两个女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非常认同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过去那段严酷的岁月。尽管安杰洛比奥普拉更多地谈起过黑人历史,但事实上奥普拉也同样把她自己视为黑人统一体的一部分。在和记者交谈或是在电视上发表评论时,奥普拉都会谈到她对外祖母的影响的感激之情,就像许多黑人孩子一样,没有父母照看,他们都是靠自己的祖母或其他亲戚抚养照顾的。

  奥普拉和安杰洛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热,奥普拉有好几次都以一种非常盛大的方式来对那位年长女士的生日表达她的深深敬意。1993年,她为安杰洛举办了一次65岁生日宴会,据说那次聚会大可与杜鲁门·卡波特的“黑人和白人的狂欢舞会”相比。杜鲁门·卡波特的那次舞会是 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超级舞会,是在完成了其著作《冷血》后向凯瑟琳·格雷厄姆表达他的敬意。那次聚会是在纽约举办的,在那段时间里,杜鲁门·卡波特成了场中的国王,他的“朝臣”们大多都是白人。而安杰洛的这次宴会虽然没有杜鲁门·卡波特那么多的宣传和渲染,但实质上二者堪可一比。

  这次生日庆典安排在安杰洛生活和工作的城市蜒温斯顿-塞勒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北部一城市。蜒译者注)威克森林会议中心的庭园中举行。来宾都会说起宴会上一流的招待服务、华美的布置装饰和别致的膳食饮品,还有庆典最重要的华彩部分蜒克林顿总统通过卫星转播对她生日的祝贺。奥普拉在她的杂志中描述了她为安杰洛举办的这次和其他一些宴会。

  受到邀请的人不论有没有名气,都从世界的各个地方赶来参加这些祝宴。他们的大多数是黑人,属于奥普拉生活圈子内部的核心集团。但是,奥普拉在黑人世界所受境遇也会有一些不顺,包括有一次她 在对温斯顿—塞勒姆的一个白人区进行宣传时,北卡罗来纳州的许多黑人都对她提出抗议。那次,她正在安杰洛家附近慢慢地闲逛,忽然看到了一所漂亮的房子。那是白人的住宅。她就和这家人会面,后来还发表了他们房宅的一些照片。尽管这次事件令奥普拉很不开心,但这并不是第一次黑人群体中的一些人公开表示他们对奥普拉的不满:他们联合抵制她的电影,反对引起他们反感的电视节目。

  有意思的是,除了他们举办的宴会以外,奥普拉、安杰洛和卡波特这三个人早年生活还有一些相似之处蜒遭到遗弃、失落之感以及每个孩子蜒不管白人也好黑人也好蜒都经历过的悲剧遭遇。事实上,安杰洛在她的散文集《现在不想一无所获》中,描述了她去新奥尔良的一次旅程,这让人注意到她和卡波特之间的联系。在文中,她以其独特的坦荡和同情的心怀,拿卡波特的小说处女作的题目来开玩笑,她说起杜鲁门·卡波特“倍受煎熬的童年”的那些“另外的地方和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在向所有生活曾经一度遭受毁灭的孩子们表达敬意。而奥普拉则不同,她总的来说更加关注那些黑人儿童。在1993年同一本散文集《现在不想一无所获》中,安杰洛写上了给奥普拉的献辞,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包含有关奥普拉的任何内容,只是在书的献辞中宣称了对她“无限的爱”,但足可以表达对她们之间友情的赞颂。奥普拉自己对安杰洛的“无限的爱”以各种方式得到了回报。例如,奥普拉出版了安杰洛的书《一首冲入云霄的歌》,那是安杰洛自传的第六版也是最后一版。这本书被摘录了一部分“我来接你”,在《O》杂志2002年4月那一期上发表。还有很多部分被摘录在其他地方刊发。评论家们都被深深吸引了,因为这是安杰洛自己的作品。但是,他们稍带指出,她最后这本书是她最好的一部。

  然而,希尔顿·艾尔斯研究了安杰洛著作的主体,并且撰写了评论文章对《一首冲入云霄的歌》进行总结,他发现安杰洛并不是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属于“具有政治头脑的一代人”。相反,他认为安杰洛是属于那种很喜欢表露自己思想情感的人,“她是一个戏剧性的喜欢喧闹的作家……她描写并赞美了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只有在被关注时才会觉得满足”。也许娱乐界的大多数人都具有这种特点。作家巴巴拉·格里祖蒂·哈里森曾说过“名人是互相需要的蜒他们互相成就对方的神话。他们是相互间最真实的追随者”。

  安杰洛曾在1991年获得了普利策诗歌创作奖。她现在写一些隽语诗,表达一些充满灵感的思想。尽管她盛名久负,但是她似乎很在意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对她的评论,柯林斯认为写这种东西是“不入流”的。安杰洛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家和记者林顿·威克斯说柯林斯不喜欢她。这话听起来极像是一种自我保护。

  也许是这样吧。但是,很多人确实还是喜欢她的,奥普拉就是其中之一,她深深地沉迷于她们的友情之中。她们之间火热的友情的另一个例子在《O》杂志 2002年5月那一期中进行了报道。奥普拉宣布那个月的主题是“开心事”,她写了一篇题为《我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事情》的文章,描述了她为玛雅·安杰洛举办的70岁诞辰庆典宴会。这一次她为安杰洛和她70位旧交安排了到墨西哥玛雅废墟遗址作一周巡游。奥普拉的安排很有意思:玛雅遗址对应玛雅,70位老朋友则对应着她的年龄。奥普拉为这一次“狂欢聚会”进行了一年的精心构思,整个过程充满了各种令人浮想联翩的快乐。

  安杰洛称自己的作品是她的“思想”,而编辑们则称之为“续篇”,1997年,安杰洛出版了另外一套随笔散文。在集中,有一篇题为《星空也如此寂寞》的文章,以四页篇幅作为她的朋友和女儿奥普拉的传略。在文中,安杰洛将奥普拉高度赞美为“诗一般的旅程”。安杰洛写文章颇有特色,她先是描述了三种类型的旅行者:一种人非常谨小慎微、小心细致;一种人容易被困难打败,悲观失望;还有一种人敢作敢为却容易受到伤害。这三种旅行者可以比喻为生活旅程中的人们;奥普拉属于其中境遇最艰难的那一类人蜒第三种。她身上曾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蜒贫穷、肤色和性别使她弱小无力蜒但是这些包袱却从来没有影响她前行的旅程。安杰洛说,事实上,奥普拉既是列车长又是搬运工,自己一个人身负这些包袱上路。安杰洛的这些赞誉之辞使我们注意到奥普拉身上的复杂性:既是个小女孩又是个成熟的女人,既犯过罪过又“对罪行怀有真诚的恐惧”;她相信善行,令她所遇到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感觉她像“自己的姐妹”。

  在安杰洛70岁华诞庆典宴会上,有一位来宾是昆西·琼斯。奥普拉说这个男人是她生活中第一位教会她懂得爱情的真谛的人,这个男人让她觉得生活有了目标。她说,如果他真要是死了,她的整个余生都会哭泣哀悼。她对琼斯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将琼斯与她精神世界之间所作的联系足以为证,她经常把他描述成一个“走在光明之中”的男人。还不仅如此,奥普拉在访谈中说,在许多年以前,她在自己的杂志中写过琼斯“就是光明”。琼斯在自传中幽默地告诉读者,他身穿运动衫宣示奥普拉对他的非传统的爱情,意思是说他“不能乱搞”。尽管如此,琼斯没有那么感情用事蜒他没有大声地说出他对奥普拉的爱意和赞美,很明显,昆西·琼斯也爱着奥普拉。

  他们相遇的故事被反复地讲述着,各种不同的地方都会讲起这个故事,包括《O》杂志,细节多少也有所不同。奥普拉说他们的相遇是“幸运的”。1985年,奥普拉还在主持一个访谈节目《芝加哥早晨》,这个节目是《奥普拉·温弗瑞节目》的前身。这之前她和琼斯还从未见过面。虽然她读过艾丽斯·沃克的小说《紫色》,而且知道这部作品即将要改编成电影了,但是她和那个正在选派角色、执导、制作这部电影的人没有一点儿联系。像艾丽斯·沃克小说的许多读者一样,奥普拉被小说深深地迷住了,梦想着能在电影中扮演某一个角色。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本身就像是一个故事了。昆西·琼斯正在芝加哥作短暂停留,为迈克尔·杰克逊的一宗诉讼案件作证。那时候,昆西·琼斯和年轻的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在一起,并将担任这部由艾丽斯·沃克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的制片人。他们正在物色演员。琼斯坐在芝加哥宾馆的房间里,碰巧打开了电视机,看见了奥普拉的节目,当时这个节目还不像后来那样,尚未通过电视辛迪加在全美播送。奥普拉给他留下的印象太强烈了,他当即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饰演影片中“索菲娅”这一角色的女演员。接下来就是拍电影的事儿了。奥普拉的演技自小就得到了磨练,如同琼斯在他的自传中指出的那样,奥普拉绝不是一个新手,她有着15年做广播员的背景。由此看来,奥普拉在工作时已经为她的下一步做好了准备。奥普拉在2001年10 月那一期《O》杂志对琼斯进行了采访,主题是“亲密至交”。在采访中,琼斯说起了奥普拉的幸运哲学:“机遇只垂青于那些有所准备的人”。奥普拉经常这么说,而且这句话也在许多地方报道过,尽管也有些评论家指出,她对幸运的这个观点同她的宿命观是直接矛盾的。为此,她有时也会受到某些评论家的责难,因为他们想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蜒这两个角度像南北两极那样对立着。

  琼斯还提到,著名的演员西德尼·普瓦蒂耶蜒他是第一个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黑人,并于2002年3月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蜒将奥普拉视为“一个奇迹”,这个女人“身怀演戏的天赋和使命”。而对奥普拉来说,她在许多场合都宣称自己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斯皮尔伯格来通知她已经选择她来饰演电影《紫色姐妹花》中“索菲娅”这个角色。她一直都说演电影是她最爱做的事情,而做电视节目只是要给自己一份稳定的收入,这样才能做自己一生想做的事情。虽然这部电影令评论家和观众们对之毁誉参半,它还激起了黑人的怒气甚至是愤慨,但是,许多评论家认为这部影片是那十年当中较好的电影之一。

  这部小说和电影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独特的,检讨了种族问题以及黑种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公开审视了那些平时隐藏在秘密的高墙之后的一些问题:暴力、性侵犯以及乱伦。然而,奥普拉所未料想到的外界反应是她首先遭遇到了许多男性的愤怒和敌视。在有些地方,许多人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抗议或者谴责。奥普拉也被这些攻击激怒了,她为影片及其主题进行辩解,强调女人才是应关注的焦点,而不是男人。前面已经提到,这并不是她的工作和观点最后一次遭受批评,因为随着事业的发展,她在电视节目、电影以及电视连续短剧中又引发了许多其他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紫色姐妹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11项提名,其中包括一项是奥普拉作为最佳女配角的提名;但是,这部影片和奥普拉最终都没有获得任何金像奖。直到现在,琼斯在取得了许多成功之后还会回忆起这部电影没能获得任何奖项时他的那种挫败的感觉。然而,琼斯和奥普拉之间发展起来的友情历经这么多年不断加深。

  还是奥普拉在2001年 10月那一期《O》杂志对琼斯进行的那次采访中,奥普拉的评论时而充满崇敬,时而调侃嘲弄,但自始至终都是饱含爱意的。她拿琼斯数量极多的婚姻(5次)开起了玩笑,她先是告诉琼斯他们只谈论特别重要的爱情问题,接着就说:“只谈前十次!”奥普拉将他们两人的生活背景作了一个比较,印刷的访谈记录捕捉到了她的话语特质蜒她在电视节目中的机智随处可见:她说她和外祖母一起生活的时候非常贫穷,而琼斯和他的家庭则像是一个“夜壶”!奥普拉的观众们知道她外祖母做的饭菜几乎都是来自自己家里农田种的蔬菜蜒别的东西都是油炸的;而琼斯在自传中回想起他小时候住在城市里,他祖母不得不将老鼠和芥蓝叶子一起油炸,当做全家人的饭菜。他所受的贫困和奥普拉的很多朋友小时候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许多很受欢迎的娱乐节目表演人员的经历也大同小异。在电视节目中,奥普拉常会说起这些事情,有时候非常严肃,有时候又很幽默。有一次奥普拉和她的节目嘉宾蜒喜剧演员伯尼·麦克谈到他幼年的贫困时,奥普拉放映了一段他过去居住的破旧的居民区的影片剪辑。可是,麦克却描述说他那时家境窘迫,住所破败,以致于在他们家搬进去住的时候,蟑螂却搬出来了。他的话令这次讨论顿时轻松下来了。

  有很多事情都能反映出奥普拉和琼斯间的密切关系。多年来,奥普拉对琼斯的敬慕非常明显,以至于她这位“媒体女皇”显然会选择推荐他为2001年12月 “肯尼迪中心荣誉娱乐节”的领奖人。虽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保罗·法瑞将娱乐节形容为“疯癫无状”、“极尽造作之能事”,“自命不凡者的狂欢节”,但事实上,这个每年一度的活动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娱乐节上和其他一些地方,奥普拉对于琼斯所表现出来的敬重是没有限度的。记者们能回忆起奥普拉说琼斯几乎比任何人都要善良和慷慨。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奥普拉挑选琼斯作为她的“天使奖”获得者,评价是:“在鼓励年轻的成人之间对于性关系问题上保持正常、积极和健康的态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年后,昆西·琼斯又出现在《O》杂志2002年9月刊上,这次的主题是“一场大梦”。其中有一篇文章题为《治疗:震惊世界的一天》,包含了11个段落,都是有关2001年9月11日灾难的。这篇文章敏感地强调了“11”这个字,内容包括11位美国知名人士的反思。他们来自出版业、电视新闻媒体、电影业、娱乐界和文学界,道出了那次国家灾难给他们带来的思维的变化。每个观点都是作者的个人观点,而且每个观点都和所有其他观点截然不同。

  琼斯是这期杂志作者之一。他的观点列在三个大标题中,作为对整个文章合集的导读。琼斯谈到他早年从事音乐的时光,那时他吹奏小号,1953年和音乐明星莱昂内尔·汉普顿一起旅行,那是奥普拉出生的前一年。琼斯1956年和迪兹·吉勒斯彼一起去了北非和其他一些国家。自那以后,许多国家的名字对于大家来说都变得耳熟能详了:叙利亚、黎巴嫩、巴基斯坦(那时还是一个新成立不久的国家)、伊朗。伊朗后来爆发革命推翻了政府并施行严格的原教旨主义法律,这让全世界对于穆斯林世界宗教的狂乱有了一个了解。琼斯说,革命就

  在空气中,气息非常强烈,甚至在音乐中都能聆听和感觉出来。尽管“9·11”事件令人毛骨悚然,但是那些恐怖袭击发动者们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发展建设。像他以前的做法一样,琼斯呼吁,人们要和谐、理解。只有我们认识到第三世界的极度贫困将导致我们所见证的那一类灾难,和谐与理解才会到来。

  2001年 10月那期杂志中,奥普拉幽默而又伤感地描写了她和琼斯之间的关系。在谈起令人轻松愉快的方面时,她说到他家做客时,她事实上用过他的毛巾,吃过他烤制的排骨蜒所有这些细节都强调了在他们紧密关系之外还有很多的乐趣。奥普拉曾邀请琼斯作为她的男伴一起出席克林顿总统及总统夫人在白宫款待日本天皇和皇后的晚宴,尽管她在采访琼斯时并没有提起这件事。记者们都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纷纷猜测她为什么没有邀请她多年的男朋友斯特德曼·格雷厄姆陪伴她赴宴。无论奥普拉怎么说,她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仍将是个谜团。虽然在另一次访问白宫时,格雷厄姆陪伴着她,但是在许多重大场合,奥普拉继续和琼斯一起出现。

  每当奥普拉参与了一个事件,她和这个事件就多半会成为新闻的内容。2002年,哈利·贝里凭借她在影片《死囚之舞》(Monster’s Ball)中的表现夺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奖女主角奖。奥普拉出席了由许多名人参加的奥斯卡颁奖晚会,她的名字就出现在新闻简讯之中。贝里是电影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黑人女演员,在她的获奖感言中列举了一大串的名单,这些人在她成为明星的道路上给过她帮助和影响,其中就有奥普拉。而就在几天前,她还刚参加过奥普拉的访谈节目。当贝里说奥普拉是她的“角色原型”时,奥普拉正在这个“名利场”晚会上观看这一幕,她显然被贝里的话感动了。颁奖之后的话题大多数都是集中在那些富有的、有名气的参加者的服饰和发型上,很少有人谈论那些私人的感人的细节;观众人群庞大,包括那些贝里发言中提到的人物,都为贝里所作的选择欢呼尖叫,但是,在新闻简讯中却只特别选中了奥普拉,刊登了一张她的照片,另有数行文字描述说她已泣不成声了。颁奖的那天晚上,奥普拉和其他人的泪水都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在肤色障碍中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过去许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黑人出席过奥斯卡颁奖晚会现场;每前进一步都是一次胜利:出席颁奖仪式的非洲裔美国人越来越多,那天晚上,奥普拉自己也是一个奖项的颁奖嘉宾。贝里获得了胜利。虽然贝里要年轻得多,但是她和奥普拉保持着亲密朋友的关系。

  贝里是否使黑人妇女的生活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还要在日后见分晓。但是,几乎就在刚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后,她被邀请同皮尔斯·布鲁斯南一起拍摄一部詹姆斯·邦德影片蜒《择日而亡》。贝里刚获得奥斯卡奖就在邦德电影中取得了成功,这保证了她在影坛的生命力。而且,2003年,奥普拉告诉一个记者,她现在正在忙着做一部电影,根据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的眼睛在看着上帝》改编,哈利·贝里饰演片中女主角珍尼。

  奥普拉时常说她的朋友就是每天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人,但是有些访谈却和她的这个说法有点矛盾。她有许多朋友,都是娱乐界的,他们之间的友谊多年来不断加深。其中有一个朋友叫巴巴拉·沃尔特斯,她是主持访谈的电视超级巨星。在奥普拉初到芝加哥开始工作的时候,她希望挑战其竞争对手《多纳休节目》在访谈节目中的主宰地位,但是沃尔特斯却是奥普拉效仿的对象。黛安·索耶是她的另一个老朋友,是一个杂志节目的新闻女主播和访谈主持,一位电视超级巨星。奥普拉另外一个相交20多年的朋友是玛丽亚·施赖弗,她是一位电视新闻女主播尤尼斯·施赖弗·肯尼迪的女儿,她们的关系从她们两人一起在巴尔的摩WJZ-TV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了。社会栏目的读者们都清楚,1986年,奥普拉和许多人应邀参加了玛丽亚·施赖弗和阿诺德·施瓦辛格在马萨诸塞州海恩尼斯举行的婚礼。肯尼迪的许多家族成员都出席了,包括奎妮·肯尼迪·欧纳西斯蜒肯尼迪总统的遗孀。奥普拉应邀参加了婚礼,据说还和欧纳西斯夫人讨论她将要朗诵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一首诗:《我将如何爱你》。

  奥普拉在芝加哥期间结交了很多朋友,而在巴尔的摩则有了另一个朋友德博拉·迪梅奥,当时她是奥普拉WJZ-TV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助理。迪梅奥既是奥普拉长期的朋友,又是她的参谋。奥普拉想要换一个工作,然而对于工作计划和去哪个城市却拿不定主意,那时,迪梅奥自己也在寻求一个更高的职位,这两个女人的目标是相似的,她们都急切地渴望找到一份电视工作,可以更多地抛头露面,挣更多钱,而且还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但是,迪梅奥先离开巴尔的摩,成为了芝加哥一档早间节目《芝加哥早晨》的制片人。虽然这份工作为这位年轻的制片人保证了多达数倍的收入,但是随之就面临着一场灾难:一家和她们竞争的电视台引进了一档节目叫《多纳休节目》,而且《芝加哥早晨》的主持人也决定离开了。那时候迪梅奥的前途吉凶难测。

  然而,命运此时插手帮助了迪梅奥,并且为奥普拉打开了幸运之门。WJZ-TV电视台的经理开始焦虑万分地寻找合适人选来顶替《芝加哥早晨》节目的主持人。迪梅奥认定,只要让电视台经理对奥普拉产生兴趣,她的工作就可以挽救。因为迪梅奥在芝加哥找工作的时候用过奥普拉在巴尔的摩做节目的录音带,现在这些录音带也可以用作奥普拉的介绍性录音材料,斯万森也要求奥普拉到芝加哥来进一步试音。斯万森被奥普拉坦荡、超前的风格打动了,向她提出要签订一份四年的合同,并且支付比她在巴尔的摩的收入更高的薪水。当奥普拉表示她担心这个城市的种族歧视以及她自己的外观形象时,兴冲冲的斯万森打消了她对芝加哥观众可能的反应所怀有的忧虑。他和迪梅奥一样确信,奥普拉会成功。事隔不久,就证明他们两个人是对的。多年之后,斯万森在电视公司中的职位越来越高,成了纽约 WNBC-TV电视台的总裁,但是他依然说他牢记着当年与奥普拉的相遇给他带来的好处。虽然奥普拉对自己是否会获得成功很不自信,但是斯万森和迪梅奥一样,都看出了她的潜质,在不久的将来观众们也会很快发现这一点。这是个能让人一眼就认出来的女人,仿佛就像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一样。

  迪马约与奥普拉在一起呆了很多年,伴随着她从一个地方人物成长为国家甚至世界明星;很多人都认为,迪马约在奥普拉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因为最终的目标把她们拉在了一起,所以她总是奥普拉坚定的支持者;当然,这不仅仅因为奥普拉具有成为明星的潜质,也因为她非常相信奥普拉的能力。迪马约非常关注奥普拉的形象,只有她敢于向奥普拉提出体重问题;她也明白,许多听众也非常关注体重的问题,当然,也包括男人。奥普拉的苦难童年生活对她以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时她生活贫困并遭受着性虐待,这使她早年从表面上显现出一种包容一切的性格特点;但对于制片人来说,奥普拉与听众之间的这种坦诚、温和的关系在节目刚刚开始播出时就帮助她树立了自信心。

  迪马约就是奥普拉的40岁生日宴会的主持人,那次宴会办得非常成功。但到了 1994年,迪马约的那种所谓的严格模式在公司其他成员中引出了许多问题;而结果就是,尽管奥普拉仍然信任迪马约,但还是选择了要求她辞职。她的举动是为了保持公司内部的和谐性,但外界却认为,她是因为无法忍受迪马约的严酷管理模式才选择了这样做。奥普拉把迪马约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她非常认同迪马约出众的才能,她在共事期间曾经赠与她无数的礼物;包括一根六克拉重的钻石项链,后来还曾在整整一年中每月邀请她参加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与朋友之间的宴会。奥普拉送出的最后礼物是在她要求这位好朋友辞职之前。当然,当迪马约离开后,她可以得到大量的安置费用。奥普拉坚持认为,尽管自己不欣赏她的那种管理模式,但是这并不是她要求迪马约辞职的原因。当1994年《电视指南》说迪马约是“冷漠和独裁的化身”时,奥普拉曾站出来为她辩解说,她一贯认为迪马约并不是一个独裁者。

  奥普拉对其工作人员的慷慨大方是众所周知的。她送给他们昂贵的礼物、旅行支票和大量的奖金,她甚至还会为他们的一些特别事项支付全部费用,例如结婚等。一位与奥普拉关系亲密的制片人玛丽·凯·克林顿曾经对一个会见者说,她“甚至愿意为她付出生命”。在1988年玛丽·凯结婚时,奥普拉曾作为伴娘出席。当《O》杂志2002年12月的期刊发行时,克林顿、她的丈夫以及他们8岁的女儿与一些宾客一起在圣诞节前夕举办了庆祝晚宴。这次宴会在奥普拉位于印地安那州的一个农场中举行。克林顿的女儿凯蒂·罗斯是奥普拉的教子,也是所有宾客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前来参加的宾客还包括奥普拉的父亲和继母、芭芭拉、盖尔·金和斯特曼·格雷厄姆等。并不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得到和迪马约及其他一些受宠人物相同的待遇;在奥普拉的那种管理方式之下,总是会出现一些令人难过的辞职事件,有时甚至还会引起诉讼。一位前制片人曾经公开指责奥普拉以及她的做事方式。在意识到这些各种各样的操作问题后,奥普拉决定改组公司以建立更好和更紧密的管理模式。在与几个值得信任的朋友进行探讨之后,她听取了一位朋友比尔·科斯比的意见;他认为奥普拉应当全面审查公司的财政经费,这就意味着奥普拉必须自己掌握公司的经费状况。另一位朋友芭芭拉·史翠珊则建议说,应当与每一个为她工作的人签署保密协议。在经历了无数风雨并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之后,奥普拉把公司的管理模式变得更紧凑了。史翠珊的建议的结果是,关于奥普拉的运作方面的一切信息都被严格地控制了起来。即使是她的节目嘉宾和家人也不能把其所知道的关于奥普拉的信息外泄,而无论这些信息是否重要。

  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尽管不断地在各种各样的宴会和事件中担当嘉宾,但奥普拉总是声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容易交朋友的人;只有那些与她相知多年并且关系亲密的人才了解这一点。一个朋友兼同事盖尔·金认为奥普拉并不是一个古怪的人,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比其他人更爱奥普拉。奥普拉则认为她是“最好的朋友” 和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奥普拉对友谊和生活的态度可以用这样一些词语表达,例如“最好的”、“最高兴的”、“当然”、“最早的”和“最多的”之类;当然,在提及安杰洛、琼斯和金时,她也会使用这些词语。就如同她的许多关系不错的朋友一样,她与盖尔·金的关系要从25年前说起,当时她们一起在巴尔的摩工作。和奥普拉不同,金出生于马里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她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而她的父亲则是一位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当这两个女人相遇时,金仍然在马里兰的塞维·蔡斯与她的母亲一起住。尽管金当时只是一个制片助理,但她还是鼓励奥普拉应当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她们是在一次偶然的自然事件中开始彼此认识对方的:一场冬季暴风雪使金无法驾车回往远方的家中,那晚奥普拉邀请她前往自己在巴尔的摩郊区的哥伦比亚公寓。奥普拉讲述了杂志《O》和其他一些故事,当然,就如同往常一样,她的言语之间充满了幽默。当时她的愿望就是能够拥有一条干净的女裤,虽然她和金都能够买得起,但她们只有在40英里外的城市中才能买到。在《O》2001年8月号刊出的以友谊为主题的专栏“我非常了解的人”中,奥普拉探讨了她和金的关系。在此专栏中,奥普拉详细描述了她与金彼此之间深深的欣赏和信赖。

  她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既是朋友又是商业伙伴。她们经常会聊一些家常话题,有时甚至会分享彼此的隐私蜒快乐的和不快乐的。奥普拉在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包括她的婚姻、子女生日和离婚等。奥普拉称金为愉快的领导,因为这是一个见证了她的成功与失败的人。金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实践主义者;奥普拉认为,她是最优秀的人,是自己最好的组成部分,她的沉稳和扎实对自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金过着单身生活,但她非常关心孩子们和其他家庭,她还是一本著名杂志的编辑。尽管公众的关注越来越密切,而自己的身份也不明确,但她还是对所有和奥普拉相关的事情非常关心。她就像是奥普拉的姐姐。在她们二十多岁时,奥普拉想自杀时所写的遗嘱的接收人就是金;当时奥普拉由于失恋而处在极度的失落之中。奥普拉也把自己由于和其他人的关系而产生的恐惧和疑惑告诉了金,包括与斯特曼·格雷厄姆之间长期的恋爱关系。金经常以发言人的角色出现在公众面前,通过见面会的形式澄清关于斯特曼和奥普拉之间各种各样的荒谬异常的谣言。而这次事件的顶峰是由于在一个谈话节目和一个名为《娱乐之夜》的广播节目中所流传出来的恶毒的谣言。这个离奇的故事声称:奥普拉将格雷厄姆和她的美发师捉奸在床,并开枪向其射击。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芝加哥太阳时报》终止了关于这个故事的专栏,而她本人也在自己的电视节目中严厉谴责这个故事纯属子虚乌有,但是她并没有向迷惑的听众们讲述事情的真相。她的行为得到了评论家们的赞赏,更彰显了其沉着、冷静和高贵的名声。自从那时起,奥普拉养成了在公众面前蔑视各种流言蜚语的习惯,并听取了玛雅·安杰洛的忠告:流言蜚语是另一种形式的毒药。在过去,她总是希望可以直接面对那些传播虚假故事的人;而现在,她对这些似乎已经能够处之泰然,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在人生中的许多时间,奥普拉都一直在寻找一个理想的男人,而格雷厄姆似乎就是这样人。他们之间的关系要从1985年相遇时说起,其间充满了崎岖和偶然。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奥普拉保持最长的恋爱关系。她经常在电视节目上说起他,而他后来也公开表示了对她的爱。

  很自然的,就像处于高中或大学时期的其他纳什维尔姑娘一样,奥普拉也有几个男朋友;在高中快毕业时她有了一个名为安东尼·欧迪的男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是“柏拉图式的”,奥普拉现在还保留着那时的一封充满暗语和爱的誓言的情书,以作为高中生活的留念。这段关系维持到她进入田纳西州立大学,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名为威廉·泰勒的小伙子;在17岁那年,她再一次坠入爱河。虽然当时很年轻,但她还是希望能与他结婚,然而,她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回应。泰勒后来成为了殡仪业者,而他当时并不想和奥普拉结婚;奥普拉现在则认为自己当初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她当时还对他说:“你会后悔的。”

  在巴尔的摩工作生活期间,奥普拉有了一次愉快的恋爱,但紧随其后的灾难性事件却使其痛不欲生,甚至走到了自杀的边缘。早期与一个名为劳埃德·克莱墨的记者之间的关系使她感受到了一些快乐和满足,但当克莱墨离开巴尔的摩前往纽约工作时,两人的关系嘎然而止。在他离开后,她与一个已婚男人一起走过了一段长达四年的痛苦的情感历程。这种感觉与和克莱墨在一起完全不同,她曾经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无力从冷漠、卑微和受虐的心态中走出来了。正是由于早年的痛苦经历和缺乏自信,她认为当时年轻的自己就像是任由男人支配的“擦鞋布”。但是当那次事件结束后,她发誓无论以后多么孤独,也绝不会受任何人的支配。其中的一些经历也对她在电视节目和杂志的主题挑选上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从巴尔的摩搬到芝加哥对她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戏剧性转变,她说自己当时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城市。她可以在许多大城市之间进行选择,就如同她所说的,她选择芝加哥是因为她认为这里比纽约更文明,而且她也相信,自己不会在洛杉矶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少数种族团体中的一员。在来到芝加哥后,她声称自己回到了家,并找到了自己的根,尽管她也知道这座城市的种族主义的恶名。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名声可以保护自己的事实,而其他黑人并不具备这样的便利条件,她勇敢地指出自己因为肤色而被看成二等公民;当自己走进商店时,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说,自己当初来到这里时名声有限,朋友也很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只是一个缺乏安全感和孤独的年轻女人。每当夜晚和假期,她只能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芝加哥度过。当然,也没有爱情。接着,她遇到了斯特曼·格雷厄姆,一个完全满足她择偶条件的人:高挑、英俊、聪明,他正是那种她心仪已久的完美情人。而且不仅仅只是她这样认为,她的同事、观众和嘉宾都有类似的看法。但是由于当时她非常缺乏安全感,所以最初并不愿意与他约会,还感觉自己配不上他。从另一个方面看,由于奥普拉的事业在逐步发展,这使得格雷厄姆对两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感。而且,包括玛丽·凯·克林顿在内的她的几个朋友也曾与会见者说,她们非常担心奥普拉和格雷厄姆之间的关系,而且她们还认为,由格雷厄姆管理奥普拉的财产和事物将会引发许多问题。经过许多年奥普拉才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观众眼里她是一个漂亮、幽默、聪明、迷人和充满激情的人;而她自己过去则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问题,并认为是金钱使她拥有了很多朋友。就像大部分人一样,她也说过,她希望别人爱的是她本身,而不是她的名声、成功和财富。

  然而,奥普拉并没有克服与格雷厄姆约会方面的问题和疑惑,他给她留下的印象就是:温和而举止优雅。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他给她买了玫瑰花并邀请她共进午餐,而且非常留意她说的每一句话。不久以后,他们就正式开始恋爱了。在过去的爱情经历中,结婚似乎就是爱情必须面临的问题。奥普拉经常会说起自己对他的许多优秀特点的爱慕:他的宽容与支持,他的耐心与荣耀感以及他对自己无私的帮助。而且,他和她一样都具有幽默感。尽管并不喜欢高尔夫,奥普拉还是试图学习这项运动以分享他的兴趣爱好,但最终她才发现:自己更喜欢购物。他们一起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例如帮助贫困人群和需要帮助的人群等。数年以来,奥普拉一直宣称自己永远不会和他人一起居住,而两人之间生活方式、职业和距离的差异的确变成了越来越大的问题。格雷厄姆由于其工作一直居住在卡罗莱纳州的高点区域,最后,他更换了工作地点并与奥普拉一起搬进了芝加哥的一所公寓。

  他们的结婚问题成为了公开的公众性话题,这不仅仅因为奥普拉本人,也因为她的朋友们;记者们总是认为两人会“很快”或“明年”结婚。在安杰洛的65岁生日宴会上,这位诗人宣布奥普拉和格雷厄姆马上就会结婚;接着就不断有报道声称,结婚事件已进入计划日程。但是现在,安杰洛的宣告已经过去十年多了,许多人还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结婚。尽管格雷厄姆与他的前妻格伦达所生的女儿温迪已经长大成人并且大学毕业了,但据小报报道,他还想要更多的孩子。据记者声称,正是基于对奥普拉生活方式复杂性的考虑,格雷厄姆希望她就是否转变形象进行决定。而奥普拉似乎从来就没有对做母亲产生过兴趣,并声称在经过了悲惨的童年后,绝对不会成为一名好母亲。为了解释她不愿意结婚的原因蜒故事还在继续蜒她过去曾经告诉人们说格雷厄姆希望找一个传统型妻子,而由于职业原因,她本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报道还指出,她总是一个接一个的给出各种理由,就如同1995年她41岁时做出的声明一样。不过小报一般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出现了奥普拉和格雷厄姆准备结婚的标题;同时,小报也报道说,奥普拉正在考虑结婚或想方设法成为母亲蜒用格雷厄姆的精子使自己的卵子受精,或者将精子和卵子混合物植入代理受孕母亲的体内。

  奥普拉的确经常声称自己对做母亲没有兴趣。2004年3月,她在《黄金时段》报社与黛安·索亚进行的一小时的会谈中也反复申明了这一点。奥普拉后来解释说,自己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养育孩子。

  由于奥普拉所做出的关于退出电视圈的几次决定的影响,这里又有了一个新版本的故事:奥普拉“很快”就会退出,而两人也会拥有孩子,自己生育和收养都有可能。但与以前的故事相比,没有比“奥普拉要尝试试管婴儿”这样的标题更令人震惊了。尽管以前做了许多许诺、宣言和预测,但似乎这些对事件的情况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奥普拉曾多次重申目前自己没有结婚的打算。就如同小报根据某种规律性所做的报道,没有人比奥普拉更有愿望和能力去控制这场婚姻,特别是在牵扯到一些个人计划的情况下。

  格雷厄姆本人在许多做事方式上与奥普拉不同。他总是避免引人注目的情况发生,他有自己的事情做,而且,据他人声称他是一个不为奥普拉的金钱或名声所动的人。然而,他正在与目前的困难进行抗争,就如同他在自己的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毫无疑问,他的观点经常与奥普拉相反。他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人蜒不喝酒,这与奥普拉不同,而且从未使用过毒品。在1995年的一次节目中,奥普拉承认自己曾在25年前使用过可卡因。有人说奥普拉自传的最早版本中有大量性描写,而正是格雷厄姆的劝阻才使她放弃了这样做蜒这纯属谣言,奥普拉本人也否认了这一点。

  奥普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希望中止合同,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格雷厄姆认为这本书应该能够起到振奋精神和鼓舞人心的作用,就如同他自己所写的书和所做的演讲那样。格雷厄姆的观点对于奥普拉来说是正确的;近些年她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精神意义的公众人物。尽管她因口才、能够抓住重点的谈话技巧、见面会、杂志和节目而成名,但就像许多朋友和同事一样,她还是喜欢讲过去的一些精神性的东西。在1998年,她甚至举办了所谓的精神性读书之夏。她的精神性不是现在才得到认同的,早在她34岁那年,一个电视节目制片人所做的声明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这位制片人满怀深情地描述了奥普拉的精神性对她所产生的影响。斯特曼·格雷厄姆也有类似的看法,无论奥普拉的性格构成是怎样的,她总是会以各种方式关注和讲述自身的精神性东西。在一般的节目或会谈中,她总是强调自己是一个信徒,愿意听从上帝的召唤;尽管幼年受到了严格的基督教教育,她还是告诉观众自己所信奉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因为她认为大多数教堂的命名太狭隘了。在她的节目中经意的时刻或在她的杂志中,她也会提及信仰的力量、祈祷和自己在聆听和哼唱圣歌时的乐趣。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她对观众说自己需要圣灵宽慰力量的拥抱,需要静静地聆听圣灵的安慰之词。在她的杂志中,许多版面都出现了关于信仰的内容。《O》在2002年以基督教为主题的许多文章都在探讨信仰的追求,其中一篇引人注目的封面文章名为“寻找精神家园”。贝弗莉·诺费奥的一篇生物学文章准确地表达出的观点与她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你正在寻找上帝时,其实你已经找到了他。”在这段时间中,奥普拉在她的杂志的基督教专题和其他一些专题文章中都介绍了自己的精神性、心灵的需求、慈悲和仁慈等东西;在一篇基督教专题文章中,她还描述了心灵的美丽,并指出这也是她一直向往的一种精神状态。就如同许多和她角色相同的人一样,她本身就有能力代表希望、梦想和事实。没有任何疑虑,她鼓励她的读者、电视观众和其他一些观众用行动去表现自己的爱心。

  奥普拉曾经说过,她一贯认为个人满足感是与仁慈不可分割的;但作为一个有钱的女人来讲,仁慈也是她财富方面的成功的标志。格雷厄姆对成功的概念不太具有精神性的东西,更主要的是指一些商业上的成功;然而他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他们都在商业世界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满足,也都希望能够做好事,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只是格雷厄姆不会像奥普拉那样去公开表述自己的精神性,他解释说自己希望可以以私人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尽管有些人对他在写作和个人场合使用大量人际关系感到非常不解。虽然他也有一些支持者,但相对于奥普拉来说,他显得更加低调、稳健和谨慎。

  虽然格雷厄姆和奥普拉的早年生活都不太幸福,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奥普拉的父亲没有孩子,但是她的未婚妈妈还有其他孩子。而格雷厄姆的父母则是法定成婚并且有六个孩子,格雷厄姆在其中排行第三并且是第二个儿子。格雷厄姆出生于新泽西州的怀特斯鲍罗,他的两个弟弟都患有心理疾病。尽管他居住的是由国会议员乔治 ·怀特建立的全黑人社区,但格雷厄姆天生比黑人白一点,又比白人黑一点。在中年时期,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金钱和地位,但是他说,他现在眼中的怀特斯鲍罗已经完全不同了。由于对这个城镇的情况感到忧虑,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关注怀特斯鲍罗人”的团体,其宗旨就是为了复兴和重建这个小镇,并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爱和希望。

  当离开怀特斯鲍罗去接受深造时,他是格雷厄姆家族中惟一一位完成大学学业的人。尽管哈丁西梦斯大学是一所以篮球和体育见长的学校,许多来自穷困家庭的具有天赋的孩子都通过走上体育道路而赚到了比他们的家人多得多的钱,但他却在这里取得了社会学学位。在大学时期,他是篮球队的队长,并且是队里的头号得分手。他的篮球生涯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后来他继续在军队的球队中打球,在作为美军的一员驻守德国的三年半服役过程中成为了欧洲职业篮球联赛的一员。他希望成为一名职业篮球运动员,但后来却因为其体育背景而走上了商业生涯,成为了运动员反兴奋剂组织的主管。

  在服役期间,他取得了硕士学位,这在他离开军队后所从事的几份工作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初他在联邦校正部门担任卫兵,后来成为了位于芝加哥的美国城市校正中心的教育主管。在他的两本书《你可以让它发生:成功的九个步骤》和《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他不断重申了自己目前的职务:一家为小型公司提供管理、市场策划和咨询服务的机构的主席和CEO,同时,他还是一家体育与娱乐公司的主席和CEO,多本书籍的作者和合作作者,几个慈善和非赢利组织的成员以及东北大学客座教授。

  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他就开始为那些有缺陷的人工作,并努力帮助他们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受自身经历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中所取得成就的影响,他渐渐发觉引导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与自己以前的工作同样重要。在20世纪80年代他第一次遇到奥普拉时,他们的社会角色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在彼此的工作和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如同他相信自己从情感上帮助了奥普拉一样,他也相信奥普拉的宽容和大度也在他的个人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帮助自己反思了伤痛的根源和困难的家庭局面,进而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童年都不太幸福,奥普拉相信他们两人都有帮助那些有缺陷少年改善生活状况的愿望。然而,最初他们的关系并不和谐。当奥普拉逐渐成为世界明星后,他发现自己对目前的状况感到越来越多的不安和愤怒。他在自己的自述性书籍中写道,两个人最初是平等的,但随着她职业生涯的发展,他发现自己的地位开始下降了,他现在成为了奥普拉的男朋友而失去了自己本身的位置。当他向她解释由于两人的关系而给自己造成的困扰时,她表现得非常冷漠。她希望他能够认真地分析自己这种缺乏安全感的感觉;当他进行了仔细的反思后,他意识到了一点:他必须改变,就如同生活也在不停地改变一样。他说他非常明白,如果想要两个人呆在一起就不能完全遵循传统的男性角色所界定的内容。他告诉他的读者们,正是由于奥普拉走在了道路的前方,他才学会了自我检查和自我了解。

  由于受到了作家和“领袖”玛丽安·威廉森的影响,奥普拉开始逐渐相信了其所讲述的道理:儿时的苦难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心灵免受更大的伤害。奥普拉发现正是由于自己与他相比走得太快,所以格雷厄姆才会声称她在前进的道路上忽视了自我分析。

  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的论断相反,格雷厄姆非常尊重奥普拉的事业和各种活动。他把自己的第一本书《你可以让它发生》献给了奥普拉和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在此书出版一年前就去世了。在这本书的后部,格雷厄姆满怀深情地讲述了父亲的生平,表扬了他的勇气和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精神,正是这个男人的所有性格特点才铸就了他儿子诚实、坚忍、顽强的品质。格雷厄姆接受了奥普拉的看法:当一个人死去后,他的美德会留在我们的身旁。然而,他对着死去的父亲许下了诺言:不仅仅会照顾自己的家庭,也会沿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进。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所有的演讲和书籍中都着重强调它;而以他的人生哲学来说,这对于成功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能通过叙述与奥普拉一起度过的有趣时光来表现这一点。运动员出身的格雷厄姆有一天希望可以尝试水上冲浪,而奥普拉则在一旁观看。可是无论多么努力,他都无法停留在冲浪板上。最后,奥普拉向上帝祈祷说,“让他站上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段趣事也表现出了她的幽默和他的坚强意志。

  最近的一本书《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献给奥普拉一个人的。这本书的致谢词非常伤感,在正式印刷时已经删除了。这只是一些被公开的个人想法,必然会得到社会公众的不同反应。在《你可以让它发生》一书中,他向奥普拉对自己的影响和信任表示了感谢。只有通过她,他才真正明白了生活中的 “真实自由”。在因其填补了自己内心的空区而向其表达了感谢之后,他激动地声称,“让我们的旅程继续下去吧!” 《建立自己的生活“品牌”》的致谢词更加直白,称奥普拉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向标”;正是由于奥普拉有博大的胸怀,她才取得了今天如此伟大的成绩。

  贯穿格雷厄姆全书的一条主线就是消费。他写的所有东西都与消费有关。一个人的身份就像商标,可以将其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就像一件商标或一件商品,我们必须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努力展现自己的优点并将自己推销出去。格雷厄姆说,我们必须使自己的商标具有特点;在整部书中他都表露出了这样一点:那些能够把自己的商标做好的人就是成功者。不用多说,奥普拉就是这类人的代表。他还在书中列举了奥普拉的密友玛雅·安杰洛和昆西·琼斯的名字,还列举了他自己的一位亲密朋友迈克尔·乔丹的名字,他也对运动员反兴奋剂非常感兴趣。

  那时,他距离自己的目标品牌有多远还不是很明朗。当谈及第一次与奥普拉约会的情景时,他认为自己的品牌被媒体“操控”了,并抱怨说自己的“真正价值”被忽略了;而读者则很难判断他在书中到底是描写自己的职务还是性格特点,似乎他已经把这两点完全连接在一起了。他不断地列举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同时还试图鼓舞自己的读者和那些参加他的研讨会的人,而且他还把自己的许多活动归结为一种“成功循环圈”。由于他总是不断地提及自己的活动和成绩,所以总给读者这样一种感觉,他的书是自传性的而不是教育性的。许多写作部分看起来就像是自夸并夹杂着一些自助性教育。

  奥普拉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宣称自己支持或隶属于某个政治党派,从不参与政治。她出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竞选活动,比其他人的心态更加自由。他们政治观点的不同在一起参加活动时就显得更加明显。例如,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格雷厄姆前往共和党的资金募集处,当然目的主要是为候选人史蒂文·福布斯募集资金,然而他却没有和奥普拉一起参加宴会。他的商业关系也体现了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他是一家公众关系公司格雷厄姆与威廉斯集团的负责人。而他在这个企业中的合伙人就是阿姆斯壮·威廉斯;后者曾经是参议员斯特吕姆·特蒙德的助手,后来,还在被克拉伦斯·托马斯正式委派在最高法院任职之前担任托马斯的助手,是一个著名的保守主义者。今天,格雷厄姆的书籍或简历上总有一大串官僚式的职务和称号:斯特曼·格雷厄姆培训中心的主席和斯特曼·格雷厄姆合伙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第一个公司提供研讨和其他一些服务,第二个则是一家纯粹的市场机构。

  他的图书预定在演讲人公司中排行第三,在巴恩斯与诺贝尔连锁图书公司排名第十五;演讲人公司中有很多关于他的演讲和研讨会的版本,而主要的内容都集中于如何取得成功方面。他的书籍和介绍基本上都是自传和自助过程的结合体,主要由九个步骤和鼓舞性信息组成。在他的各种各样的大量主题中,鼓励性的研讨会似乎是最受欢迎的。然而,他的各种介绍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告诫他人不要成为自我发展史中的牺牲品。当然,这条结论是他根据自身经历体验出来的;同时,这也是奥普拉人生哲学的关键所在。

  格雷厄姆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媒体描绘出不同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称其为“命令型人物”和“英俊的家伙”,他需要会晤的人员队伍就像他的书籍一样长。他的《你可以让它发生:成功的九个步骤》和《你可以使每一天都变得很快乐》的书籍名称本身就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很显然,会见者们对他与电视明星之间罗曼史的兴趣要比对他的书籍的兴趣大得多。就如同《华盛顿邮报》的梅根·罗森费尔德所描述的那样,大部分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都和鲁尼恩在《俊男靓女》中所描写的人物一样,例如内森·底特律与阿德莱德小姐、《圣经》中的雅各布与拉切尔、狄更斯、小说中的大卫·科波菲尔与艾格尼丝。

  格雷厄姆撰写了大量书籍,每一本都属于鼓舞、激励或自助式风格:1994年的《接管》、1995年与理查德·摩根共同创作的《计算机合约》、同年与乔· 戈德布拉特和利萨·德尔佩共同创作的《体育事件管理和运作的终极指导》、与珍妮特·琼斯一起创作的《股东协议》、2000年的《青少年可以让它发生:成功的九个步骤》(这本书还有一个成人版本),还有在前面提及的2001年的最新的一本书《建立自己的生活“品牌”: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潜力、增强自身价值并实现最终成功的有效战略》。他的好几本书都有精装本和简装本,而且至少有一本书还配以录音磁带。

  无论如何,格雷厄姆和奥普拉之间最终会举行一场婚礼,《国家探索者报》就是这样报道这次事件的。作家吉姆·纳尔逊在2002年5月14日发表了一篇只有两页的文章,题目就是:“奥普拉的奇怪婚礼”;这样看来这场婚礼似乎势在必行,而且很快就会举办。他还声称,自己从这位明星的密友那里得到了内幕消息。是什么让这次事件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根据这篇文章的描述,正是2001年的“9·11”事件使奥普拉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

  在2002年2月,《国家探索者报》发表了纳尔逊根据从奥普拉的一位密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所撰写的文章,主题是关于体重问题的,而且还附上了照片。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些信息的重要性,纳尔逊所写的关于奥普拉的文章催人泪下,并声称她正在开始实施减肥和结婚的决定。文章还说,当奥普拉把这个决定告诉格雷厄姆以后,两人计划将来在一个岛上举办一场小型的秘密婚礼;在婚礼结束后,两人会进行为期10天的秘密旅行;然后,他们有可能在芝加哥的哈波公司总部举办庆祝宴会。文章的结局是奥普拉和格雷厄姆对未来的计划,其中充满了童话般的色彩。

  在纳尔逊的文章见报一周后,另外一份名为《环球》的小报刊登了关于奥普拉的另外一个故事。这篇文章由记者史蒂文·赫兹撰写,名为“奥普拉的秘密‘失踪’计划”;他也声称自己文章的素材来源于内幕消息。

  记者声称,奥普拉的生活开始变得非常“神秘”。虽然还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事情有什么变化,但他坚持认为奥普拉希望改变目前的生活方式。她关于未来的计划显然是与格雷厄姆结婚,并一起居住在毛伊岛上。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与自己的合伙人、培训师及朋友鲍勃·格林在夏威夷岛的毛伊岛上购买了一些产权;据说,奥普拉在一次度假时对这里产生了强烈的感觉。据说这种强大的力量不仅仅驱使她考虑在这里为自己和格雷厄姆建造大量的亚洲风格的别墅式建筑,甚至还考虑到了建造小别墅、会议中心和休闲娱乐场所。

  这些文章有事实根据吗?或者说它们只是那些关于奥普拉的无穷无尽的谣言的组成部分?只有时间才能做出最后的裁判。与此同时,小报们还在不断编造各种流言蜚语以增加销售量。关于奥普拉的一切真实的、虚假的、夸大的、恶意编造的以及错误的故事都成为了许多小报增加发行量的工具。若干年前一些小报纸曾预测奥普拉与格雷厄姆的关系将在一周之内结束,而芭芭拉·格林兹·哈里森也在一篇文章中做出声明以澄清事实;然而截止到现在,仍然有人相信这种消息。其实小报所刊登的文章并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只要阅读格雷厄姆的书籍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稳固,而且他们深深地彼此爱着对方。在格雷厄姆的个人声明中指出,随着自己的不断发展,他已经逐步接受了奥普拉的职业、名声和困难。而奥普拉对格雷厄姆的感觉则在格林兹·哈里森的另一篇名为“成为奥普拉的重要性”的报告中有着很好的体现;虽然这篇文章是在几年前撰写的,但现在看起来它的内容仍然十分中肯。“当她与格雷厄姆呆在一起时,” 哈里森说,“她的口才变得非常好。她感觉非常好。”这些小报经常在编造的新故事的结尾部分中点缀以前关于这场即将举行的婚礼的故事。《环球》的2002年 9月19日的报纸在封面故事中声称“最终!……奥普拉走向了祭坛。”而且一名记者还声称自己从奥普拉的密友那里得到了最新消息,格雷厄姆准备实施自己的第二个10年计划;而第一个则在很多媒体上都有报道,那时是1992年10月。两人最近的计划、戒指、承诺以及结婚宴会都在小报上有详细的描述,就如同爱情小说一样。奇怪的是,并没有出现来自所谓的朋友的有关于婚礼计划的任何信息,只有一些格雷厄姆希望签署永久性协议和盖尔·金将是奥普拉的伴娘之类的东西。和往常一样,小报上所刊登的东西总是令人怀疑,而奥普拉现在则准备亲自向观众宣布自己的决定。

  公众数年来一直对奥普拉的爱情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奥普拉则把这些东西看作是笑料。在1997年,因为参加温迪·格雷厄姆的毕业典礼,她在韦尔兹利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她拿自己与温迪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开起了玩笑,称他就是自己的“情郎”和“未婚夫”,但她同时还提醒听众不要提有关结婚时间的问题。正如公众知道的那样,事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近,在2003年4月25日自己的节目中,放松、幽默的奥普拉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甚至还提及了公众对她的结婚时间的兴趣等敏感问题。她以玩笑的方式戳穿了一些小报消息的虚假性,并对那些关于自己的故事进行了嘲讽,包括2002年9月的那篇关于斯特曼的第二个计划的文章《在他的膝盖上》。现在这些故事还在继续,而对于奥普拉来说它们已经不再重要了

  抱着把那些流言蜚语当作笑料的态度,带着笑容的奥普拉对所有感兴趣的人说:“如果我想结婚,我早就结了。”她想过另一种生活的期盼实现了,但并非是以她期望的方式实现的。直到长大以后,她才意识到与外祖母生活的那6年是多么幸运,才发现恐惧之下隐藏着的爱,才明白外祖母是在塑造她的性格,在教她坚强、虔诚,做一个上帝的信徒。这种虔诚从未从她身上消失,而且在发生了2001年“9·11”事件这样全国处于苦恼的时刻,她曾在电视节目中公开祈祷,让观众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巨大力量。她不仅把从外祖母那里学到的虔诚发扬光大,而且培养了推理能力和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虽然也有动摇的时候,但她从未放弃。她还明白一点,即她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此外,随着事业的成功,她还有一种帮助他人的责任感。

  奥普拉说过,当外祖母老了时,自己会照顾她,因为她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像外祖母一样的虔诚的人。奥普拉的母亲弗尼塔似乎一点也不具备奥普拉所崇拜和珍视的外祖母的那些优点。事实上,奥普拉1996年去世的继母泽尔玛对她管束极严,反而比弗尼塔更像外祖母。

  奥普拉一直不明白弗尼塔为什么要派人去接她。弗尼塔当时居住的房间已经住满,不能再容人居住了, 6岁的奥普拉只好在门廊过夜。弗尼塔是个穷女人,既申请福利救济,又做清扫房子的女仆,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她根本不像一个能够或愿意抚养另外一个孩子的人。当奥普拉住在密西西比州的农场时,弗尼塔生下了第二个私生子;奥普拉9岁时,她又生下了第三个。在这座房子里,奥普拉既感觉不到温情,也感觉不到约束,她只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一个弃儿,地位比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还要低,奥普拉觉得这个妹妹比自己漂亮,因为她的皮肤比自己的要稍微白一些。在弗尼塔的家中,这个小妹妹总是被人夸赞说漂亮,而奥普拉这个更聪明的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真聪明”的表扬。她们居住的房子的主人米勒夫人就比较喜欢小妹妹,奥普拉认为原因就是这个小妹妹长得白。

  与其他许多非洲裔美国人一样,从小时候起,奥普拉就对颜色十分敏感,不仅是肤色,而且包括不同的颜色在人们生活中所代表的不同含义。在她小时候,她嫉妒白人孩子舒适和奢侈的生活,而且对于她来说,白人孩子要比她更漂亮。她不仅嫉妒肤色,而且嫉妒鼻子、嘴唇和头发。当然,奥普拉并不期望得到多么特别的东西,但不要是黑色。墨西哥裔美国作家和电视评论员理查德·罗德里格斯曾在文章中谈到,“想要变成白人,即想变成没有颜色的人”,想找到一种“完全的行动自由”的感觉。对罗德里格斯、奥普拉和美国的其他有色人种来说,变成白人就是意味着不再受颜色的困扰,这时,才会有自信。

  长大后,奥普拉对颜色的敏感不再局限于白人。尤其是在她上学的黑人学院,她意识到黑色程度不同的人群中有一种微妙的模式。她曾说过,自己虽然不想在一个全部是黑人的学校上学,但还是挑了一个又一个黑人学校。她从未接受黑人民权运动的主张,尤其是70年代的战斗精神,因此,在这种充满敌视的环境里,她感觉有些不舒服。但是,深深困扰着她的颜色问题并不在政治层面上。稍白一些的黑人总是在各种场合得到人们的偏爱,这是我们从美国种族文化史上看到的事实。在奴隶制年代,稍白一些的黑人更容易做仆人,生活要比那些因肤色较黑而到田地里干活的人舒适一些。作为一个肤色较黑、离开密西西比州后受到过歧视的非洲裔美国人,奥普拉在许多场合直言不讳地指出,甚至在黑人中也存在着某种种族上的势力心态。

  上大学后,奥普拉对于黑人团体内部和外部流行的颜色歧视,可以是说颇多微词。她声称,这是自己小时候在科西阿斯科从未见过的一种种族主义,那里根本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至少在60年代种族隔离主义者反对通过新法案以前是这样。然而,当奥普拉在密尔沃基和纳什维尔居住时,她遇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肤色问题。大学毕业后许多年,她仍然把自己这样肤色的人称为“巧克力奶糖”,把那些眼睛的颜色和特征像白人的人称为“姜饼”(一种有生姜味的黑糖蜜糕点。蜒译者注),把具有被许多人视为最令人喜爱的颜色的人称为“香草糖霜”,即可以“充当”白人的黑人。奥普拉在过去的20多年中对黑人的历史有着一种不可否认的兴趣,这种兴趣表现为多种形式,有书籍、电影和装饰品。她最喜欢的书通常都集中于种族问题:奴隶制、公开或隐蔽的种族隔离、对黑人的暴力(强奸、处私刑和其他谋杀手段)、不公正、法律系统以及各种各样的歧视。她选择阅读的许多小说不是黑人作家(一般是女性作家,如佐拉·尼尔·赫斯顿、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写的,就是关于黑人的,其中有些已经被拍成了电影。奥普拉在阅读上的兴趣与表演上的兴趣相结合是在1985年,当时她受邀在关于非洲裔美国的电影《紫色姐妹花》中扮演一个角色,该影片后来备受争议,但在票房收入和受欢迎程度上取得巨大成功。影片使她一举成名,但她在影片的制作方面并没有发言权。几年后,奥普拉的名望、财富和机会有了变化,她对电影的制作和表演有了选择权。

  有篇小说在她读后很长时间,其中的情节还一直萦绕心头,这就是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她觉得必须将之拍成电影,因为它对祖先和奴隶制的人性化做了历史性的修正,描写了一些生活在变化无常和痛苦中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奥普拉在电影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为了对18世纪奴隶的感受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她在开拍之前做了充分准备,比如,有一次她身穿农场工人的服装,头上戴着眼罩,沿一条乡村小路走到一座种植园;还有一次,为了找到逃跑奴隶的那种感觉,她像当时那些试图逃跑的奴隶一样徒步穿过树林。这部电影花了10年时间拍摄,最终于1998年公映。然而,尽管奥普拉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全部心血,她亲自出演,并且花费了大量金钱,进行了大力宣传,还请了著名导演乔纳森·德姆,但在票房收入上却败得很惨,黑人观众和批评人士对之大肆讨伐,称电影过长,情节太复杂。虽然专业人士对奥普拉的称赞之声不绝于耳,称她的表演达到了“奥斯卡水准”,而且迪斯尼公司花了大力气对影片进行市场推广,但都不能挽救失败的命运。票房收入大约2250万美元,仅占制作成本的三分之一,但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金钱上的损失并不是最让奥普拉沮丧的,因为对这部电影,她在感情上做了巨大投入。在她与《宠儿》之间连着一条坚固的纽带,甚至在她的工作室里,大理石楼梯的上方悬挂着影片中的一张大幅剧照。

  由于《紫色姐妹花》引起了奥普拉极大的兴趣,她对后来的电影寄予了很大希望,其中有几部是在《宠儿》之前拍摄的。在出演《紫色姐妹花》获得成功一年后,她又拍了一部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电影《土生子》。然而,这部根据理查德·赖特备受推崇的自传改编的电影却遭到批评人士与观众的一致否定。《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丽塔·肯普利引述他人的批评说,这部电影是在“对人进行道德说教”,“喋喋不休”,“唠唠叨叨”,是一部被“自我崇高感”压垮了的作品。尽管失败接二连三,奥普拉对表演的痴迷仍然丝毫未减,她仍然继续表演,继续为电影在电视上和剧院里上映进行投资。她既尝到了胜利的喜悦,也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她接下来制作并主演的作品,是1989~1990年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酿酒坊里的女人》,但后来由于民意调查显示观众对之不感兴趣而被迫中断,原因可能是受到某些大人物的指责。虽然女性观众很少有人认为这部连续剧带有道德上的审判意味,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称,其中对黑人的刻画带有对抗性质。有的白人作家批评剧中人物喋喋不休,而有的非洲裔美国专栏作家认为该剧带有攻击性,这种批评在奥普拉的第一部电影放映时就有。多萝西·吉列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指责这部连续剧“充斥着陈腔滥调,是对黑人的诋毁”,并称其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没有新意,而且与极端种族主义者的思维十分相似。

  然而,当电影《待到梦醒时分》于1996年1月上映时,吉列姆喜欢之极,竟一连看了两遍。但巴尔的摩《太阳哨兵报》的作家格雷戈里·凯恩认为这部电影与《酿酒坊里的女人》一样具有攻击性,称奥普拉在主持电视节目时,让这部电影的女性明星坐在演播厅,她只会说些“我吸可卡因,但这是我老公让我这样做的”类似这样的话,而她和这些嘉宾只是“在喋喋不休地大谈男人如何在与女人的感情交往中做对不起女人的事”。对于电影《仔细听:昆西·琼斯的人生》,争议并不大。这是一部关于奥普拉一位挚友的电影,是她在第二年制作并主演的。然而,虽然奥普拉的哈普电影公司为美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电影《在女人长翅膀之前》是她最为成功的一部,但一些电影批评人士认为它只是在赚观众的眼泪。一年后,以“奥普拉·温弗瑞出品”为名,她又制作了一部共四小时的短篇电视连续剧《婚礼》,主演哈利·贝里后来在2002年获得了奥斯卡奖。之后,为了弥补自己在决策上的失误,奥普拉还是以“奥普拉·温弗瑞出品”为名,制作了她最受欢迎的电视电影。该片取材于米奇·阿尔博姆极为成功的小说《和莫里在一起的星期二》,吸引了2250万名观众观看,这个数字在播出的那个星期远远超过了其他电视节目。《华盛顿邮报》的主要电视批评家,汤姆·谢尔斯,一个不会轻易赞扬别人的人,说奥普拉“不爱浪费时间……在电影制作或从事的工作上充满活力”。他还幽默地打趣说,奥普拉 “甚至在没精  打采时也充满着活力”。对奴隶生活的专注,使奥普拉开始搜集奴隶们过去曾经使用过的物品,这一点与其他生活富裕的著名非洲裔美国人,如作家兼教授路易斯·盖茨有些相似。她购买了当时奴隶拍卖时的一些买卖合同,这在当时成为一大新闻,而与此同时,奥普拉的《宠儿》失利的消息也开始在媒体上流传开来。

  显然,奥普拉并非第一个讨论肤色较浅的人受到优待的人,历史与文学早已对此进行了记录。随笔、戏剧、小说和诗歌上有许多因种族问题而使个人生活破碎不堪的故事。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也许是关于种族悲剧的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它在对一个王朝的覆灭进行的诗意的、恐怖的和感人至深的描述中,创造了一种理解一个民族悲剧的象征性手法。

  奥普拉逐渐明白并原谅了早年家庭、种族和其他方面让她备感痛苦的事情。时间使她淡化了对弗尼塔的怨恨,在她眼中,弗尼塔是一个爱发火的敌人,一个对自己没有一丝爱意的女人。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弗尼塔收入极少,居住状况极差,在抚养三个私生子时所面临的困难在他人看来是非常大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她对自己的外表极为看重,甚至在全家靠救济度日时,她也时刻注意孩子们要像她自己一样穿着体面。虽然有些黑人妇女在60年代人权运动之前就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弗尼塔没有受过训练或教育,不可能会得到什么生活上的改善,因此生存一直是她面临的重要问题。

  只是女儿奥普拉日后在娱乐界的成功与慷慨解囊,才使弗尼塔的生活得以改善。奥普拉并不是弗尼塔最喜欢的孩子,但她不仅给弗尼塔和兄弟姐妹们钱花,而且给她母亲家、妹妹家和父亲钱花。虽然她父亲现在已经性格温和了许多,而且只想要几只卡车轮胎,奥普拉却给了他一辆名贵的奔驰车。在一次采访中,奥普拉曾经谈到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帕特里夏· 劳埃德,她对奥普拉给她的东西从没满足过,而且竟然将奥普拉的隐私告诉了报纸,这些事情与奥普拉之前所说的大相径庭,为了这件事,奥普拉直到几年后才原谅她。她们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好过,而奥普拉也从来没说过她对哪个家庭成员充满爱意或是有一种责任感,但弗农·温弗瑞除外。尽管如此,她还是给他们钱花。她曾经想让弟弟杰弗里改变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结果没有成功,于是便拒绝给他经济上的帮助,但通过弗尼塔,她还是暗地里给他一些钱。出于嫉妒和怨恨,杰弗里指责奥普拉对他置之不理,却帮助她的一个助手比利·里佐,一个患艾滋病、奄奄一息的人。杰弗里也因此病于1989年1月去世,死时才29岁。像杰弗里一样,帕特里夏也有毒瘾,并因此于2003年2月去世,死时43岁。

  成名后,奥普拉对家庭成员有一种愤怒的情绪,原因在于这些亲戚与他们的朋友想让她在经济上帮助自己,而这些人与她的兄弟姐妹一样,根本不懂得如何自立。奥普拉曾经多次强调过自助与责任的重要性,她认为自己的兄弟姐妹缺乏改变其生活的进取心,并且对这种缺点没有多少同情。一些传记作家称,奥普拉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隐瞒之处,但作家巴巴拉·格里祖蒂·哈里森指出,奥普拉的确避开了一些与自己兄弟姐妹有关的问题。

  她母亲居住的隔离区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善。虽然弗尼塔开始是寄居,最后终于有了一套两居室住房,但她的三个孩子还是得睡在一间屋子里。这样的居住条件要比奥普拉在外祖母的家里差得多。弗尼塔结婚的希望并没有实现,从而给她的个人生活带来了一丝失意。这虽然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但也是奥普拉这样一个小孩子所不能完全理解的。一个个的男人来了又走了,弗尼塔和一个男人维持了几年关系,并生了一个儿子。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性行为方面遵循一定的规范,但她自己并没有那样做。

  成年后的奥普拉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经历了一些事情,接触到许多贫穷的年轻黑人妇女,其生活与弗尼塔极为相似。如果奥普拉一直与她母亲呆在一起,那她自己的生活方向就可能类似弗尼塔,尽管事实上奥普拉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一度,她的未来好像也与隔离区的黑人女孩和妇女一样黯淡。奥普拉8岁时,也就是在密尔沃基上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经济拮据的弗尼塔将她送到父亲和继母所在的纳什维尔。这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环境。她父亲是个勤快的人,有固定收入,经营着一家理发馆和一家食品杂货店。奥普拉在小店有了第一份工作,但她对这份工作极为厌恶。弗农是个正直的人,后来成了市参议会的议员。不管从哪方面来讲,弗农为女儿提供的环境都要比弗尼塔更好一些。他们在正式的中产阶级黑人社区有一个家,与弗尼塔居住的贫穷破败的密尔沃基地区完全不同。因为弗农和他的妻子泽尔玛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想亲自抚养奥普拉。弗农·温弗瑞是个虔诚的教徒,担任教堂的执事,在“联合信仰”教堂里非常活跃,而且像外祖母一样,要求奥普拉参加全部宗教仪式和面向年轻人的活动。在弗农的家中,宗教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一切以孩子的学习为中心。以“严格的误导者”而闻名的泽尔玛,要求奥普拉平时读一定数量的书,写作,学习数学,并且要有极大的词汇量。

  弗农与泽尔玛将她送到纳什维尔的东沃顿小学学习。在一位四年级老师邓肯夫人的鼓励下,奥普拉健康成长,直到现在她还对这位老师有着很深的感情,经常提起慈爱的邓肯夫人。邓肯夫人对她的鼓励非常大,她一度也想成为一位老师。到了中年,奥普拉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和自己的男朋友斯特德曼·格雷厄姆一起在西北大学J. L. 凯洛格管理学校教授了一门为期10周的“领导动力学”。这门课对100名二年级研究生开放,是一门正式的、有学分的课程。2001年,伊利诺斯大学乌尔班纳-香巴尼学院还开了一门关于奥普拉的大学本科课程,其科目名为“商业巨头奥普拉”。

  在奥普拉的心目中,邓肯夫人始终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邓肯夫人,奥普拉说她才坚信,老师对孩子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尽管邓肯夫人对她关爱有加,但班上的其他同学对她极为敌视,就像她与外祖母生活时周围的孩子一样。他们不喜欢她,认为她精神不正常。尽管如此,在强烈的信仰和弗农·温弗瑞家的精神影响下,奥普拉决定长大后当一名传教士,甚至为哥斯达黎加的穷人集资。虽然她从未当过传教士,但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的愿望成了她自己道德体系的一部分。

  弗农家充满希望的未来在奥普拉9岁时烟消云散了。1963年夏,奥普拉的母亲想结婚,希望过上一种真实的家庭生活,于是要求奥普拉返回威斯康星州。弗农·温弗瑞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回到弗尼塔的那个环境里,但不得已,奥普拉还是回到了以前那个拥挤的、没人管的、混乱的生活环境中。很快,她就成了性虐待的对象。第一次是在叔父家,一个表哥强奸了她,当时她才9岁。接下来的5年里,她受到了无休止的骚扰,直到再次与父亲一起居住。她受到过许多男人的虐待,其中有亲戚和她母亲的男朋友。当她第一次被表哥强奸时,她说自己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那个表哥让她别告诉别人,条件是给她一支冰激凌并带她去动物园玩一趟。

  虽然这个秘密隐藏了12年,但奥普拉说她一直觉得母亲知道这件事,而且没有保护她。此外,与许多强奸受害者和受虐儿童一样,她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可怕的事情而深深自责,并且保持沉默。她说她觉得自己是个坏女孩,直到三四十岁时,她才不再认为性虐待是自己的过错。24岁时,她最终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但没人相信。她母亲拒绝谈论此事,这大大伤害了奥普拉,因此她“再也没有”向母亲提及此事。然而,她受虐待的事情在她的电视节目中成了公开忏悔,一个叫特鲁迪·蔡斯的妇女在节目中谈了自己年幼时受到的性虐待。奥普拉感到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在这种与嘉宾共同承担痛苦的时刻,已经不再需要像这许多年来那样对这段往事做什么掩饰。但她也说过,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由自己所遭受的侵害而产生的那种愤怒与反叛。她需要、也想要得到他人的关爱,这是她在家中从母亲和兄弟姐妹那里所得不到的,而这种感情使她在面对性侵害实施者时显得异常脆弱。这种心理甚至在多年以后仍在重复,其他有过类似遭遇的妇女也在忍受着同样的心理压力。

  第一次性侵害之后大约过了30年,此时奥普拉已经成为电视与电影界国际知名的明星,她决定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大声疾呼,向虐待儿童的罪行宣战。1992年,她制作了记录片《恐怖的沉默》,向观众讲述自己在童年被亲戚和朋友强奸和虐待的悲惨经历。为了鼓励孩子与成年人观看这部记录片,鼓励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并寻求帮助,她出现在一些早间电视节目上,包括《今日秀》、《今日早晨》和《早上好,美国》。虐待,她在这些节目和其他场合强调说,并不局限于某一个阶级、种族或经济阶层。

  第二年,即1993年,她对儿童生活中其他问题的关心拓展到了更多领域,这表现为多种形式。因拥有手枪而对儿童造成的悲剧使她十分悲伤,这成为了几期《儿童警钟》节目的来源。也许其中最有名的是《这里没有孩子》,这是一期虚构与记录相结合的“真实生活剧”。在片中,奥普拉扮演一位生活中的普通黑人妇女。虽然该片特别针对的是黑人,但当奥普拉用“生活中的普通妇女”一词来定义生活中的自己时,就像在访谈节目和采访中定位自己一样,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族或肤色。她说,她相信自己的许多经历与任何一位妇女都有相同的地方。在影片中,她扮演一个非洲裔美国母亲,穷困潦倒,浑身是病,试图支撑整个家庭,使其不致分崩离析。整个家庭除了母亲,还包括一位由奥普拉的朋友玛雅·安杰洛扮演的祖母,一位靠不住的丈夫以及三个儿子:一个已经入狱,一个不学无术,最小的还有一丝希望。故事发生在亨利·霍纳公众住宅计划所实施的芝加哥,她在开车上班的途中已经注意这个地方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谈到自己拍摄这个节目的经历时,奥普拉说,通过拍摄,她不仅了解到人们的需要,而且知道了每个人心中对生活的希望与梦想。她把自己当做“生活中的普通妇女”,随即明白了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些基本的事情。快乐、悲伤与失望这些情感,不会因居住环境而改变,但贫穷与匮乏的确能够对生存造成重要影响。为了帮助自己在拍片时遇到的一些孩子,奥普拉把自己获得的50万美元薪水全部捐赠给了某项奖学金。她在帮助一个特别的家庭时,做的比这些还要多:她把这个把家中的一个12岁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让母亲得到心理治疗,并帮助母亲和最大的儿子都找到工作。奥普拉甚至鼓励所有参加拍摄的孩子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并答应他们,如果成绩单上全部是A,就会免费让他们去迪斯尼乐园玩一回。

  她的个人责任感、自助哲学和教育至关重要的观点,一次又一次在上面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在谈话、采访、她的电视节目和她的杂志《O》中,她强调改变的可能性。她曾经想将自己的许多经历当作隐私,虽然现在她显得开放了许多,但一些采访者说她在选择公开哪些问题时非常仔细。但奥普拉本人坚称,与他人共享真理是一种解脱与提高。一个人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过去的事情中,奥普拉认为自己的生活就是这种看法的明证。

  她本人的早年经历教会了她这种人生哲学,但她不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将会怎么继续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她在接受《新闻周刊》的记者莱内特·克莱梅特森的采访时,强调说自己从未计算过付出了多少努力,得到了多少回报。但她也同意,自己早年所经历过的各种事情,使她得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他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当她第二次与母亲住在一起时,尽管自己在精神与物质上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在位于密尔沃基城内贫民区的林肯中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她既聪明,又有天赋;她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喜欢读书的学生,并且还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于1968年获得了新成立的密尔沃基私立高中尼科莱高中的奖学金。由于住在离学校20英里远的地方,她必须倒乘3趟公车,一般是与母亲和其他去上班的女仆一起乘车。

  每次上学都会把她带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让她从破旧的、年久失修的居住地来到绿树、草坪和鲜花簇拥着的校园。她,一个外来人,一个身无分文的黑人小孩,从此处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和富裕的白人孩子一起生活,这些孩子放学后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她渴望这些女孩所拥有的一切:正常的家庭、体面的衣服、零花钱和宠物。在她们家中,这些孩子会把她介绍给她们的黑人女仆,好像所有的黑人都应该彼此认识,好像奥普拉肯定对黑人演员也非常熟悉似的。对奥普拉来说,这些事情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在电视节目中,她带着一丝讽刺幽默地说,一些白人总是想像一些与黑人有关的不真实的事情。奥普拉进入尼科莱高中学习那一年,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年。1968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双双遇刺。从奥普拉出生到60年代,动乱时常发生。在她出生的那年,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公立学校的隔离制度是不符合宪法的,但密西西比州直到1964年才在公立学校实现种族融合。 “密西西比州的特产”是暴力,也是“震撼全国的1955年之夏”的极端分子。那是奥普拉出生后的第二年,那年夏天,密西西比州的几个白人杀了一个名叫埃米特·蒂尔的14岁黑人男孩,据说这个孩子仅仅是对一个白人妇女吹了一声口哨而已。蒂尔谋杀事件成为民权运动这个传奇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一个叫罗莎·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她坐在一辆公车的后面,拒绝按照惯例把其座位让给一个白人。帕克斯的这种做法使她身陷囹圄,导致蒙哥马利公车运输业联合罢工,也带来了法律上的诸多变化。很长时间,帕克斯的名字都一直与运输界反对隔离的法庭诉讼联系在一起。当电影《宠儿》的首映式在玛丽安·威廉森今日教堂举行时,奥普拉邀请帕克斯作为嘉宾,对她表示了敬意。

  帕克斯并非第一个试图改变美国法律并兴起民权运动的黑人妇女,在她之前,在奥普拉的家乡密西西比州有个叫艾达·B,韦尔斯的人,1862年出生时是个奴隶,她与后来的帕克斯一样,拒绝被隔离。在坐火车时,有人让她从女士车厢换到旁边的黑人车厢,当她没有照做时,便被赶下了车。韦尔斯对铁路公司进行起诉,并获得了胜诉,但判决后来又被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推翻。在南北战争后的南方,她一开始的胜诉有些不太正常,但后来又被推翻就太平常了。面对失败,韦尔斯毫无惧色,她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努力提高黑人的待遇,只是成功的并不多。后来,她成了孟菲斯一家报纸的部分所有人和作家,但不久报纸办公室被白人捣毁,目的是报复她在专栏文章中反对动用私刑。于是,她决心离开南方。虽然南方容不下她,但民权运动事业是欢迎她的,她搬到了芝加哥,比理查德·赖特早来到这里几十年,甚至比奥普拉出生那年还要早。在芝加哥,韦尔斯建立了第一个非洲裔美国妇女公民团体,并成为黑人联谊会的第一届主席和芝加哥权利平等联盟主席。她最伟大的成就是在1909年,那年她帮助建立了美国最古老、可能也是最著名的全国性民权组织,这一组织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

  奥普拉被一些黑人妇女的历史和遗留下来的伟大成就所深深吸引。她6岁那年(1962年),也就是从密西西比州搬到密尔沃基那一年,发生了一个历史性事件。一个名叫詹姆士·梅雷迪思的黑人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当然,对于在她童年或出生前半个世纪内发生的政治事件,她并不知晓,自19世纪美国南部重建,第一项与黑人有关的民权法案通过之时,她只是一个小孩子。或者正是因为这些重大变化,动荡持续了数年,静坐、骚乱、民权游行,甚至谋杀,致使联邦部队多次出动平息混乱局面。此时正是奥普拉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比起周围的政治局势,她比其他青少年更加关心自己的家庭世界。

  由于在60年代奥普拉还是个孩子,因此毫不奇怪,在她的家乡或其他地方,她与政治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从表面上看,她在政治上的中立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她从没有在游行中打过什么横幅,穿着也不像是来自非洲的妇女,她对改变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虽然她的家乡密西西比州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民主党占大多数的州,但她并不为哪个政党说话。1874年以后的历届州长几乎都是民主党人,只有两个不是。但目前有两个州参议员是共和党人:1979年上任的萨德·科克伦和2000年与共和党总统乔治·W。布什一起连任的特伦特·洛特。1969年,费耶特市自美国重建后的第一位黑人市长查尔斯·埃弗斯当选。成年的奥普拉虽然对慈善事业感兴趣,但仍然远离州或联邦政治事务。在电视节目中,她曾经采访过民主党与共和党总统及其第一夫人,并且与他们一起出现在全国人民都感兴趣的场合。有一次例外,她没有中立,那是她邀请朋友玛丽亚·施赖弗和当时正是加里福尼亚州州长候选人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电视接受采访。但是,她独立性很强,经常拒绝与一些州长一起露面。2002年,她拒绝了乔治·布什总统与一些官员前往阿富汗学校参观的邀请,回答是“不行”,说自己在感情上已经对此投入过多。这种无心的话给了媒体以指责的机会,说她对政府有怠慢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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